脱节于美国社会的美式代议制民主

  【洞察】

  200多年前，在选择建国方案时，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主张采用代议制的共和政体，他的理由是“由人民代表发出的公众呼声，要比人民自己为此集会和亲自提出意见，更能符合公共利益”。美式代议制民主强调“政治竞争”和“两党权力轮替”，理论上，由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代表不同的群体，在社会成员和国家权力之间发挥“代表性链接”的功能。然而，近年来美国政治的种种乱象证明，美国的“人民代表”非但没有“更能符合公共利益”，反而致力于通过民主运作、特别是选举来争夺权力。他们不愿直面美国自身的根本性问题，更不能基于“公共利益”对其沉疴进行改革，只能炒作内部撕裂以转移矛盾、对外“甩锅”以转嫁危机。质言之，美式民主已经脱节于美国社会。

美式代议制民主是民主与非民主的混合体

  民主，无论是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都是诸多人类社会治理方式中的一类。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的方式适合“小国寡民”的古希腊城邦；代议制民主是间接民主，其制度创设的基础是“代表”概念。“代表”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各教区通过选举产生“代表”，以此连接分布于不同教区的广大信徒。

  在早期资本主义时期，采用代议制意味着与封建专制主义决裂。按照一定程序选举代表，由其组成的代议机关行使国家权力并对人民负责被统称为代议制民主，这就为在领土和人口都达到相当大规模的国家施行民主制度提供了可能。美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在大国建立民主共和制，美式代议制民主是诸多代议制民主政体中的一种。但美式代议制民主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实现精英的共和，其各种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保护少数人（有产者）免受多数人（无产者）的“暴政”。更何况，无论是麦迪逊所指的“人民”，还是《独立宣言》所称的“人生而平等”中的“人”，都仅限于占当时美国自然人绝对少数的“开化”（有财产）的白人男性。

  在实际运行中，美式代议制民主表现为民主和非民主成分的混合体。民主性主要体现为，每隔一段时间，由选举产生“代表”，公民有权通过选举机制，拒绝投票给表现不尽如人意的候选人，以此影响政府行为和政策。非民主性主要体现为，经由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政府的组成成员是少数精英，在其执政期间，享有做出政策决定的独立性，不受选民意愿和其选举政纲的严格约束。再加上审查立法的宪法法院（最高法院）和各种非选举产生的“独立”机构（例如美联储）的权力膨胀，非民主成分就更为突出了。

  伴随时代演进，在内部公民权斗争和外部制度竞争压力的同时作用下，美国逐渐转向“大众民主”政治。但普选权的实现并未解决美国很多根本性的社会问题，例如结构性的种族不平等。事实上，自从经济学家熊彼特将现代民主界定为竞争领导权的制度安排以后，代议制民主迅速被美国统治精英们利用为改造“大众民主”的工具，公民权斗争的多种诉求被逐渐浓缩为选举权的平等，美式民主沦为以两党之间的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票决民主。

  票决民主更易受控于统治精英。冷战结束后，美式民主理论将代议制民主的实现方式限定为竞争性选举。一方面，这变相否定了美国社会自身存在的其他民主实现方式，如协商、决策参与；另一方面，以民主实现方式的“唯一性”回避解决实质性问题，并且掩盖票决民主被金钱政治所操控的腐败合法化。也就是说，以“民主”的大众投票选举形式，建立起精英们实质上的“非民主统治”。

  美式代议制民主的精英统治本质，具体表现为“代表”的构成失衡与“回应性”的人群差异。美国国会等代议制机构的人员组成与美国人口的组成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系统的和持久的差距，中低社会阶层和有色族裔等类别的人口在竞选公职和当选方面长期遭受制度性歧视或阻碍。政治和经济寡头们对政策制定者的实际影响力远超中下阶层，各政治机构对精英阶层利益的回应性也远高于对普通民众的回应性。对此，美国政治学家娜迪娅·乌宾那堤认为，代议制民主被建立起来是为了限制民主，而不是实现民主。可见，麦迪逊所主张的美式代议制共和政体“更能符合公共利益”只是空谈。

美式民主的稳定性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美式代议制民主的制度设计初衷，是将“代表”作为一种调解的方式，通过选举等机制、国会等机构、政党等组织，减少个人之间、个人与政府之间发生直接对抗和激进冲突，进而增强美式民主的稳定性。但美国社会的种种乱象说明，票选政治无法解决持续恶化的贫富悬殊、社会分化、阶层固化、种族矛盾、地区失衡等问题，两党政治无法代表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见，左右翼民粹主义兴起并对两党建制派形成巨大冲击。初衷与现实何以产生如此差距？

  由于代议制民主不能解决美国本土诸多根本性社会问题，美国便利用其霸权地位，寻求解决问题的全球化策略。20世纪80年代始，由美国政府和跨国资本特别是跨国金融资本主导的、奉行新自由主义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使美国在全球分工中转型为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和消费拉动型经济体。一方面，这促进了由资本寡头和政治精英所组成的统治阶层的进一步联合，美国精英阶层既确保了其特权地位的政治正当性，也垄断了经济全球化的绝大部分收益；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全面控制社会再生产、高科技—金融资本力量的崛起、生产自动化和产业空心化等导致“资产剥离”“外包”和大规模裁员，社会不平等加剧、社会流动性下降、公共伦理精神缺失，大众社会力量对抗市场力量的能力被进一步削弱。由此，美国本土问题非但未能解决，反而导致经济社会问题向政治领域传导，政治极化和两党恶斗日趋严重。

  然而，面对代议制民主危机，美国统治精英们不但缺乏对其内部进行改革的想象力，而且没有推动改革的意愿——要么试图对内通过放大种族对立和炒作文化冲突等转移矛盾，例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夏迪·哈米德发现，美国政治正在变得更加你死我活，专家和政党将所有议题都描绘成一场文化战争，即使是那些与文化毫无关联的问题也未能幸免；要么试图塑造一个共同的外部敌人以转嫁危机，例如将美国国内任何问题的罪魁祸首都“甩锅”给中国等其他国家，并且越来越以“美国利益优先”推行其外交政策；要么试图用小恩小惠回避核心议题，例如民主党的主要票仓之一是有色族裔，但民主党只是用对有色族裔少抓少捕、降分录取、破格录用等方式来吸引票源，而不是改善教育、完善社区建设等提升其竞争力。

  “一切为了胜选”而不是“一切为了共同利益”，脱节于美国社会的美式代议制民主必然深陷危机。今天，披上了新外衣的老问题和新矛盾的叠加，成为美国民粹主义的温床。当“民粹主义毁坏代议制民主”的哀叹声此起彼伏时，美国的统治精英们却都选择性遗忘了：民粹主义是美式代议制民主危机的产物，而并非其原因。

  （作者：魏南枝，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