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通史编纂的形成、发展与特点

  阿拉伯人的通史编纂可追溯到公元8世纪，其通史意识萌生于先知穆罕默德传记的编纂过程中。以祖赫里及其得意门生伊本·伊斯哈格为代表的先知传记编纂家们，不仅记述穆罕默德的生平及其时代的史事，还追述历代先知的古今继承关系及与之相关的历史故事。不过，真正意义上的通史直到9世纪才出现。究其原因，至少有三点：

  第一，阿拉伯史学自身的发展渐成规模。阿拉伯史学兴起于7世纪中叶，到9世纪时获得极大发展。这一时期，约有200名史家写下了600多种历史论著，为通史编纂做了必不可少的史料准备。与此同时，史家寻求突破简单辑录名人和事件的记史模式，通史就是当时的优秀史家积极创新的产物。

  第二，阿拉伯社会文化蓬勃发展。阿拔斯王朝前期，哈里发（如麦蒙）文韬武略，政治生态良好，经济繁荣发达，科学文化（炼金术、数学、天文学、占星术、医学、文学、语言学、生物学、矿物学和地理学等）蒸蒸日上。史学作为阿拉伯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紧跟时代步伐。阿拉伯史家群体中的佼佼者致力于促进史书形式与内容的多样化，其中的一个结果是催生了通史。

  第三，阿拉伯史学与其他史学传统交往更加密切。迪纳瓦里的《通纪》将阿拉伯历史追溯至创世时代。要做到贯通古今，必须到其他文化遗产里寻找史料，用来弥补阿拉伯固有文化中缺失的前伊斯兰时期的历史记忆。例如，他对上古也门历史的认知主要得益于欧贝德·沙利耶的《列王与古人纪》，该书大量借鉴犹太人的历史故事、早期基督教史学的元素、古波斯和古叙利亚的相关记载。这是史学交往促进阿拉伯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例证。

  总体来讲，9至18世纪是阿拉伯通史编纂的传统时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形成阶段（9世纪至10世纪20年代）。伊本·亥雅特的《历史》是流传至今最古老的编年体阿拉伯伊斯兰通史，从先知穆罕默德降世写到847年。叶尔孤比较早地把阿拉伯历史置于世界史框架中叙述，其著作《叶尔孤比史》从创世写到873年，重点讲述阿拉伯伊斯兰史。泰伯里的《历代先知与帝王史》是以阿拉伯为中心的编年体世界通史，从创世写到915年，全面汇总前人著述，以翔实可靠的史料、客观中立的叙述、优雅美妙的文辞和人类历史的视野，奠定了通史编纂在阿拉伯史学中的重要地位。

  第二，发展阶段（10世纪30年代至16世纪20年代）。在这几百年里，阿拉伯史家们写了数以千计的通史著作。这些著作的编纂体例灵活多样，主要包括：1.编年体通史，如伊本·焦齐的《历代帝王与民族通史》、伊本·艾西尔的《历史大全》、伊本·撒义的《史传粹集》等。2.人物通志，但有别于中国史学的纪传体通史，如伊本·扎卜尔的《学林生卒史》、伊本·宫夫孜的《辞世录》、伊本·法赫德的《禁寺政权纪》等。3.类典制体通史，如伊本·缇戈托格的《权力修养与伊斯兰国家》、格勒格山迪的《哈里发概貌》等。4.纪事本末体通史，如麦斯欧迪的《时代纪事》、卡扎鲁尼的《简史》、伊本·瓦尔迪的《伊本·瓦尔迪史》等。5.纲目体通史，如伊本·拉熙卜的《伊本·拉熙卜史》、艾布·菲达的《列王史》等。6.通史格律诗，如阿里·杰赫姆的《哈里发史》、麦勒祖齐的《历代先知、哈里发与国王》等。7.章节体通史，如麦尔贾尼的《麦地那史》、阿里·赫兹拉继的《也门列王》等。8.百科全书式通史，如努韦里的《文苑观止》、欧麦里的《诸城列国》等。

  从通史涵盖的地理范围看，主要有三类：整体史，如伊本·福拉特的百卷本《列国诸王史》、巴德鲁丁·爱尼的25卷本《历史珠珞》等；地方通史，如伊本·易扎里的《安达卢西与马格里布纪》、伊本·塔厄里·比尔迪的《埃及与开罗列王》等；城镇通史，如艾兹迪的《摩苏尔史》、伊本·阿迪姆的《阿勒颇史粹》和伊本·法赫德的《麦加纪》等。从通史的时间跨度方面考察，主要分为两种：其一，从创世开始叙述的、以阿拉伯为中心的人类通史。泰伯里的《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和麦斯欧迪的《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是这类通史的典范。其二，从先知穆罕默德时期开始记述的伊斯兰通史，如贝伯尔斯·曼苏里的《希吉莱史》和扎哈比的《伊斯兰史》等。

  第三，延续阶段（16世纪30年代至18世纪末）。马穆鲁克王朝覆灭后，大部分阿拉伯地区很快沦为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省份，阿拉伯文的官方地位被土耳其文取缔，阿拉伯史学走向衰落。但在19世纪西方史学浪潮强势涌入阿拉伯、打破其史学传统之前，通史编纂活动一直未中断。仅从体裁方面看，该时期的通史编纂有三个特点：首先，体裁更加灵活。比如，拔马赫拉玛的《时代精英辞世》融合编年体和层级传，记载622-1521年阿拉伯地区的名人和史事，把每20个伊斯兰历年划成一代，每五代（即100个伊斯兰历年，约等于97个公历年）为一个层级。其次，一些适合编写简明扼要通史的体裁受到欢迎，如章节体。迪雅尔伯克里的《五分史》、格拉玛尼的《史上列国纪事与原初遗迹》和易索密的《始续讯息》等均是章节体通史佳作。最后，编年体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伊本·易玛德的《往逝纪》和叶哈雅·萨那尼的《也门纪》等都是该时期的优秀编年体通史。整体而言，该时期的通史还体现了中东地区史学交往不断深化的特点。比如，伊拉克史家易玛德·拉乌夫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伊拉克历史与史家》中介绍了大量史书，其中部分通史著作是用阿拉伯文、土耳其文和波斯文等多种文字混合写成的。

  若从整体上考察阿拉伯的通史编纂传统，可以发现其具有下述几个优点：第一，重视史料。优秀的通史编纂家，如泰伯里和伊本·艾西尔，都非常看重一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他们走遍阿拉伯地区的各大历史文化名城，甚至不惜花费数十年光阴来完成这项工作。第二，语言优美。一些通史编纂家擅长以对话体的形式，让事件的主要参与者重现历史场景。大部分史家经常在著作中穿插诗歌韵文，让诗意夹杂在历史叙述中。第三，思想博深。传统阿拉伯史学家极少只沉浸于史学而不顾他学，穆托哈尔和米斯凯韦等史家就试图用哲学家的眼光来审视人类历史，留有富含朴素历史哲学思想的《原初与历史》和《各族经验与活力赓续》。伊本·赫勒敦则在其著作中，将阿拉伯历史哲学发挥到极致。不过，阿拉伯的通史编纂也有其难以避免的缺点。比如，许多通史著作始终被包裹在宗教氛围中，神学浓雾弥漫在字里行间。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传统阿拉伯史家兼具宗教学者的身份，有些史家甚至通过宗教学门径步入史学殿堂。

  综上所述，阿拉伯的通史编纂经过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在其产生、发展与延续的过程中，史学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让史料日趋丰富、缺失的历史记忆得到弥补和书写形式多样化，而且也不断充实通史编纂者的头脑，使之对人类历史的理解和反思更加全面、深刻和具有启发性。

  （作者：梁道远，系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