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岭南“遇见”包公

  我十多年前退休，之后客居岭南。那会儿我在学写毛笔字，不像现在这样早已兴致杳然，时任广东作协主席吕雷特地邀我去端砚产地肇庆看看。

  我写毛笔字是闹着玩的，在外面别人设有“文房四宝”时，偶尔凑趣涂鸦，在家里就是拿个碗倒上墨汁和水，用不着砚台。朋友送我的砚台，我转手就送了需要用的人。有一方朋友在普通石片上随意磨出墨池的砚台我很喜欢，在空白的地方刻了16个字——“笔近意远，池浅墨深，分黑分白，自浊自清”，算是我的砚铭。后来这块石头也被喜欢的朋友拿走了。

  但吕雷坚持说：“去看看，长长见识，有什么不好？”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结果还真长了见识。

  古代的端州就在今天的肇庆市。端砚是端州特产，于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与甘肃洮砚、安徽歙砚、山西澄泥砚齐名。而四大名砚中，以端砚最为称著。行家说，端砚石质坚实、润滑、细腻、娇嫩，研墨不滞，发墨快，研出的墨汁细滑，书写流畅不损毫，字迹颜色经久不变。好的端砚，无论酷暑还是严冬，用手按砚心，砚心湛蓝墨绿，水气久久不干，所以有“呵气研墨”的说法。优良的石质和天然的花纹让历代文人陶醉以至痴迷。

  而今在肇庆，端砚已经成为一种规模产业，各种形制的端砚争奇斗艳，琳琅满目。大者如卧牛，堆山叠岭，曲径通幽；小者置掌中，花鸟虫鱼，纤毫毕现。端砚最大的价值，恐怕是一种供观赏的工艺了。

  而我最大的见识，是很意外地在这里“遇见”了古今赫赫有名的包公。我的历史知识很有限。小时候家里附近有个戏院，我趴在门缝看过戏台上的包公“打龙袍”“铡驸马”，却不知道他老人家到过大老远的岭南，更不知道他还跟端砚有过瓜葛。

  早期的端砚纯粹是书写工具，粗陋简朴，没有任何图案花纹装饰，“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唐李肇《唐国史补》）。后来武则天把刻有图纹的端砚赐给名臣狄仁杰。狄仁杰听说采砚石工很不容易，奏请武则天下旨减少贡品的数目。

  然而，把端砚作为贡品，并从中谋取私利，已经成为一种流弊。狄仁杰身后300多年，调任端州知府的包拯发现，他之前的知府们趁着进贡的机会大都敛取贡数几十倍的砚台，私下巴结当朝权贵。包拯于是下令，只能按贡品的规定数量生产端砚，州县官员一律不准私自加码，违者重罚。并且明确表态，自己作为州府首官，决不要一块端砚，任满离去时果然“不持一砚归”。1973年，包拯故里清理包氏墓茔时，在包拯及其子孙墓中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而无端砚，成为历史记载的证据。

  在包拯的奏议集中，有一首他知端州时书写在墙壁上的言志诗《书端州郡斋壁》：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悉。

  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我的前辈同乡、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对包拯的文采不以为意，“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但在这首诗中，包拯济世匡危的志向和为官准则是很鲜明的。史载他性情严峻刚正，跟人交往不随意附和，不以巧言令色取悦人，平常没有私人信件，连朋友、亲戚都断绝来往。虽然地位高贵，穿的衣服、用的器物、吃的食品跟当百姓时一样。他力申“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有凛然不可夺之节”，眼里不揉沙子，“有所关白，喜面折辱人”，几乎有些不近人情。然而，这也正是他与庸官根本不同的地方。不仅如此，他还订立《家训》：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

  千百年来，作为历史名臣、清官代表，包拯之名成为清廉的象征，在社会享有盛誉。人们广泛传诵他的事迹，并加以理想化和艺术化，衍生出许多轶闻传说。南宋时就有了以包拯为主题的故事和戏曲，元杂剧中更有大量的包公戏。因为以龙图阁直学士职名任权知开封府，世称包龙图，有小说《三侠五义》（评书《龙图公案》）流行，遂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一个“青天大老爷”为民除害、不畏强权的各种故事惊心动魄、扣人心弦。民间将他奉为神明，认为他是奎星转世，“包青天”的形象深入人心，历久弥新。

  包拯的为人为官是成功的，但由端砚而生的流弊，却似乎不见匡正之效。在他离端州任几十年后，苏轼途经端州，看到的采砚场面依旧十分壮观：石工“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

  端砚作为贡品的历史，在800多年后，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刻石告示，才宣布结束。

  古人赞赏砚台，有“玉德金声”之说。包公与端砚的故事，在端州、在历史上留下了人格的玉德金声。我不是史学家，没有能力谈论历史人物之于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仅就个人修为而论，我以为，包公的清正严明无论如何是可贵的。唯愿这样的品格不仅仅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传说，也是现实生活中的常态。

  （作者：陈世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