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椿树下

  【青春荟】

  这是一个没有波澜的冀中县城。虽然，这片土地曾孕育出董仲舒、孔颖达、高适和孙犁等名人，但是生活在这里的小民，对这些历史知之甚少。夏季结出的蜜桃，香气远播的白干老酒，似乎才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

  我从北京坐着绿皮火车回家。十四岁时，我离家求学，之后的十年，每年待在家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两个月。上一次回家，母亲坐在沙发上，叫我帮她看药物说明书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我凑上前去，母亲的脖颈却像受到磁力一般向后伸。是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记忆里总喜欢把头发拉直、热衷于赶时髦的母亲，眼睛开始老花了。

  火车上的时间很难打发。看着窗外向后远去的风景，我想起老家院子里栽的香椿树。

  春天，我在香椿树下玩泥巴，姥爷在竹竿上绑一个钩子，钩香椿树上的嫩芽。他让我接着，他钩哪里，我就去哪里捡。春天，香椿树长出的第一批嫩芽是紫色的。我抬起头，逆着光看不清姥爷脸上的表情，但能看见春天柔和的日光透过香椿的老叶与嫩芽，有绿光，有紫光。

  香椿芽钩了一大筐，是紫紫的一筐。姥姥把它们洗净，切成小段，晚饭摊成鸡蛋饼。

  春天的院子很好看。石榴花开了，是古时女子脂粉的红色；丝瓜花开了，有时它是在逗你玩儿，只是谎花，不结瓜；葡萄还来不及爬上藤，牵牛已捷足先登，粉的红的，紫的蓝的，像鸟儿一样叽叽喳喳。夏天，香椿树的芽长成绿荫，我在树间绑了秋千，午后在此乘凉。天热，香椿树被烤出油脂，像咖啡色的蜡烛流下的眼泪，又像是琥珀，透亮清澈，它们有时会粘住蝉翼。一场秋雨飘过，鸟儿总是比我们更清楚哪串葡萄先甜，哪个柿子先软，哪个石榴先笑得露出了红牙。临近冬日，院子里各色的叶子落了满地。雪来了，会压断香椿的树枝，偶有噼里啪啦的声响。热闹了三季的院子，像是暂时睡去。一年一年，时间就这样循环往复，像香椿树一圈圈闭合的年轮。

  去年回家，发现院子里的香椿树已被砍了好几棵。姥爷说香椿长得太快，一年不理就长得满院都是，顾不过来。可是春天来了，也许久不见姥爷拿着竹竿钩香椿芽——他的头发已经白如霜雪。自然，我也不再玩泥巴了。

  绿皮火车终于停靠在十年前我离开家的那个地方。出站口的那棵树还在，爸妈仍在那里等我。每次回家的第一站总是去小院看姥姥、姥爷，还有老姥姥。给亲人看一遍，似乎是回家最大的意义。

  老姥姥已经很老了。小时候，我放学回到家，她会拿着钥匙，“咔哒”一声打开木柜上的铁锁，那声音我至今难忘——木柜里放着槽子糕。拿一块槽子糕，冲一碗藕粉，是我的点心。她在一旁劈一些香椿树枝烧火做饭。有时我作业很早写完，就蹲在一旁帮她拉风箱。我用了童年时的蛮力去拉，火烧得太旺，冒出的烟呛得她直咳嗽。她说这样不行，扯匀了劲儿拉，饭菜才烧得香。

  老姥姥衰老的速度有些惊人。今年，她已经难以走出卧房，更不必说煮饭、拿槽子糕、冲一碗藕粉。她静止地坐在那里，等着时间慢慢跨过她患白内障的眼睛、绕过她不敏锐的耳朵。

  我走进她的房间，母亲大声喊：“姥姥，可子来看你了。”

  老姥姥的眼睛并没有望向我，她的嘴唇哆哆嗦嗦地挤出几个字：“给可子从柜子里拿块槽子糕。”

  姥姥打趣地说：“你老糊涂了，哪里还有槽子糕。”

  我的眼睛一热，很大声地喊了一声“老姥姥”。

  姥姥说昨天晚上老姥姥突然想吃小笼包，买回来后吃了四个，结果一夜翻来覆去，没睡安稳。母亲说：“老小孩老小孩，她哪里懂得饥饱。娘你也是，怎么纵着她吃？”

  一年间，老姥姥丧失了走路的能力；她变得记忆混乱，有时连亲人都会错认；她开始分不清饥与饱的感觉。她看不到距离她最近的东西，她所能想到的是那些消失在时间旋涡里的木头柜子和槽子糕。我习焉不察的那些日子，日复一日略显枯燥的生活，对于她来说都像是老化的水龙头里滴滴答答流掉、不再回来的水滴。

  我们沉默地等待着某个日子的到来。我们不必宣之于口，但心里都被迫承认。

  我曾试着打开母亲最早的滑盖手机，看到她的手机备忘录里还存着这样一条信息：“2005年7月3日，儿子掉了第一颗牙。下牙要抛到房顶上，他害怕牙齿长不出来，哈哈。”

  屋外的香椿树光秃秃地矗立着。朔风吹过，它们的枝头抖动了几下，又恢复平静，仿佛生命之流拂过，悄无声息。所有人，包括我，都在给予我们生命的这片土地上慢慢老去。

  （作者：王禄可，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