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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20日 星期四

    个人是细节,历史才是故事

    ——读王尧的《民谣》

    作者:张宇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20日 11版)

        《民谣》 

        王尧 著

        译林出版社

      【光明书话】 

      批评家写小说,成为近年来一种时髦的文学“跨界”现象。李敬泽、张柠、朱大可、李云雷、梁鸿……王尧也加入了这一“教授作家”的行列。王尧积十年之力的首部长篇小说《民谣》的出版,以其优美诗性、丰富内蕴、哲理深思,为中国文坛带来了别样的经验,标志着一位“晚郁”小说家的生成。这部小说在文体上的贡献,给当代文坛带来了审美冲力。

      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已百余年,“五四”小说的文体探索、1980年代小说的先锋实验、1990年代小说的赓续新变,小说文体变革不断演绎出新,然而关于小说文体的可能性,仍存有无限的探索空间。文体变革意识并没有成为作家普遍的内在视点和理论自觉,由此,王尧近年来致力于提倡新“小说革命”。在他看来,“在社会文化结构发生变化时,文学的内部运动总是文学发展的动力”。“小说革命”体现了“中西对话结构中的艺术创造精神”。他亲自操刀,以《民谣》为楔子,锚定小说文体的界限与可能,重建自我与历史的关联,在历史的链条中进行重新定位与理解。

      小说的结构与小说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密切相连,或者说,小说的结构就是小说家世界观的具象化,因而,小说结构的深度与广度取决于作家精神领域的丰厚度。《民谣》似有意致敬《庄子》,主体(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结构,各篇又有不同的气象,以语言建构一个独立的世界,彰显世界、历史与自我探索的可能。

      尽管讲故事的能力被看作成功小说家最重要的素质之一,但王尧在其首部小说中就大胆放弃了故事,代之以记忆编织文本,营造一种历史氛围。正如王尧声称,“个人是细节,历史才是故事”。弥漫的细节取代了故事,追忆取代了叙述,在回忆之网中,历史变得支离破碎。在潮湿阴郁的苏北水乡中,“记忆就像被大水浸泡过的麦粒,先是发芽,随即发霉。”打捞这些记忆重新构型,“在记忆中去虚构,在虚构中去记忆。”核心故事被拆解得支离破碎,文章中的离题式的细节叙述,呈现一种网状的文本结构,去中心化的叙事打散了原有的叙事进程,也带来了小说的纷繁复杂与多元异质。

      作为批评家,王尧深谙现代小说的叙事套路,在他的深闳广博的知识结构中,调用各种叙事技巧并非难事,在视点、声音、时空、人称和节奏上稍加用心,作品就呈现出不同的叙事格调。这些叙事技巧的融入,使小说文本充分扩容,呈现出“无边的现实主义”的美学品质。小说一开篇就奠定了一种准自传的基调,以第一人称视角营造出强烈的“自传契约”氛围。小说中对于“我”的视角、口吻的不断强调,例如“我意识到”“我知道”“我感觉”“我又想起”……这种强势的叙事主体的时刻闪现,个人经历与小说叙事的高度叠合,强化了自传的色彩,给读者带来了拟真错觉,以为小说“揭示的真实是关乎他个人的,甚至就是他自己”。

      尽管王尧是苏北人,但他的笔触却浸染了江南的风韵,这或许得益于散文的训练和江南生活的熏习。开篇第一句“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就奠定了全书诗性盎然的抒情性基调。这样薄薄的阳光,照彻着江南大地,照彻着台东,也照彻着那个少年,由此小说具有一种“温暖而忧伤”的品格,带来了小说摇曳的抒情与丰沛的诗意。小说的诗化、散文化韵味浓厚,接续了汪曾祺诗化小说一脉传统,又加以创化,融入了革命话语与反思话语,构成了独特而杂糅的文体风格。一方面,小说注重内在情绪与外在节奏的诗性融合,以精美凝练、含蓄幽婉的诗性抒情表意,在文本中建构暗示性的意象。“深秋的寒气还是从月牙里渗进来”,“我还是喜欢贴着地,看风吹青草的样子,或者坐在码头上,看鱼儿游弋”,“我看到的一茬茬庄稼,只有麦田最像少年,在冬天而不是春天”……这些意象精美、节奏错落有致的句子,包孕着丰沛的诗意,如钻石般缀满文本熠熠闪耀。正如书名的寓意,民之谣曲,是日常的,也是诗性的,是切近的,也是悠远的。另一方面,王尧这种散文诗的笔调中又交织着革命话语,“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红旗迎着东风摆,十件新事放光彩”……这两种语言风格截然对立,由此带来了小说的语言张力。而反思话语的融入,更彰显出作者深邃的历史诗学。村镇曾见证过辉煌,也经历过败落。它目睹过争斗,也催生了和解。它在战天斗地的乌托邦中迷失,亦在水乡氤氲的日常中重新找回温情的社会伦理。熟人社会和过日子的哲学,依旧是乡村的底色,也正因为这些点滴的朴素温暖,才带来了持久的深情,这也正是该小说中弥漫着温情格调的根源所在。

      小说明净、轻逸、诗性中含有忧伤,专注于文学的认知与探求功能,语言简洁却意涵丰赡,对人类有着最为多样、仁慈的好奇心,锻造璀璨的文本晶体,折射出人性与生命的庄严。这种抒情姿容与诗意面相,包含了对人类最根本最善意的好奇,对于认知功能的强调,体现出作者为把握变动不居的世界所作出的持久的努力与挣扎。“鱼儿碰到水草了,这是水草在冰块融化后第一次运动。水草像长在河里的绿色冰凌,柔软舒适地僵硬着,它也在等待十里春风。”阳光、少年、月亮、柳树、小桥、飞鸟、木船、麦田……澄明清朗的意象,映照出少年人生飞扬的一面。目光跟随麻雀、喜鹊、乌鸦升空的少年,渴望精神自由,以飞行的向往实现对当下的超脱,救赎沉重的世界。

      《民谣》以温厚之笔触呈现革命时代日常生活的细腻肌理,于历史的褶皱中探寻存在的可能。日常微观史、革命史、村庄史、家族史交织于少年王厚平的生命历程,书写了一出出错综复杂的传奇。小说聚焦于村镇的世界进行精心勾画,意图展现对世界与历史的重新理解。历史不再是冰冷理性的怪物,而成为记忆的栖居之所,每一次的敞开与重临,都蓄满忧伤,每一次的迂回与折返,都饱含温情。通过个人成长史与宏大革命史的交织,揭示革命伦理与日常伦理的互渗互构。在个人成长上,呈现出两种自我的交叠,忧伤诗意的文艺少年与亢进的革命少年并置,形成一种张力饱满的叙事。在新世纪文学中,《民谣》是一部不可忽视的大作,其别具一格的文体实验,昭示出小说变革的新的可能。

      (作者:张宇,系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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