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讲述】
从2005年至今,我基本每年都会带队赴诸暨调研“枫桥经验”,跑遍了这里的23个乡镇、街道,500多个村居。
“枫桥经验”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那就是浙东的自治传统。“耕读传家”是中国乡村文化的缩影,在诸暨体现得尤为突出。居民们从良好的人际关系中获得了更多的认同和支持,从源远流长的乡谊中感受着人文滋养的作用。
让人称奇的是,诸暨几乎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篮球场。村民们积极参与体育活动,增进了相互了解,也有助于提高社区的凝聚力。
举个例子,2016年,由于国家电网建设,诸暨市供电局需要征地,而这块地中有次坞镇道林山村很多村民的祖坟。为了妥善解决迁坟事宜,诸暨市供电局和村里举行了一场篮球比赛,增进了双方友谊,此后的迁坟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
多年来,“枫桥经验”不仅形成了党建统领、人民中心、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还特别重视治理的过程和细节。比如,诸暨一些地方,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村级档案完整保留到了今天。村支部和村委员研究、讨论、处理问题的会议记录,村民交往中的重要事项以及达成的书面协议,村委会和村民及其他组织签订的协议以及履行的结果等等,都被分门别类装订成册,保存在村档案室里。留存完整的历史档案资料,不但有助于彻底化解已有纠纷,还能为未来处理类似矛盾提供宝贵参照。
如今,“枫桥经验”在基层群众自治中的生命力越来越强。作为研究者和参与者,我真切感受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魅力。我们会继续播撒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种子,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注入更多智慧和力量。
项目团队:
本报记者 张胜、王胜昔、杨珏、李建斌、张文攀、王建宏、陈慧娟、靳昊、陆健、王斯敏
本报通讯员 刘军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