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劫志难灰

  《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是崔学森、杨博两位先生主编丛书之一，于近期出版，获赠后即连读几天，正好在2021年12月13日凌晨读完。本书书名“国宝”“流失”（其原书名为《流转清朝秘宝》）颇具吸引力，还与之前出版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构成姊妹篇，可以看到日本学者富田升的学术之路。

  坦白讲，作为文哲出身的富田先生，进行艺术品方面的研究，且持续关注，难能可贵。在前书中的不足，作者在新书中尝试弥补。就两书的第一章举例。《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以下简称《流失录》）第一章为“掠夺的深渊——追踪义和团事件”，而《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以下简称《流转与鉴赏》）则是“中国文物于近代流出的背景”。可以看出，《流失录》更倾向于史学的趋向，对事件的追踪；而《流转与鉴赏》则多对历史背景进行铺陈，尽管其第一节设为“义和团事件——掠夺的黑暗”，但花了许多气力在事件的原始材料上，而非在事件与文物流转（或流失）的关系上。《流失录》的首章六个小节，则要更为严密、有机，节间存续递进关系。从单一研究义和团事件转而以义和团为视角，探究晚清巨变，解构当时的收藏网络。让我们看到清廷—王公—大臣收藏系统像多米诺骨牌似的崩溃。

  清中晚期的嘉道开始，收藏就逐渐形成了科层样态，潘祖荫、阮元、张廷济、陈介祺称得上不同层级的枢纽。《流失录》通过对以山中商会为代表的日本古董商的进驻，梳理了恭王府收藏的流散。客观上讲，是切入到收藏网系之中的。恭王府拍卖中Lot311所谓的“兕觥”，还有相似的另一件，其流经途径为溥伟、荣格、梅耶，后藏于弗利尔美术馆。值得注意的是，大约在乾隆时期，曾有相似的觥形玉作。恭王府的两件鸟兽铜觥，很可能为清廷所赐。而恭王府拍品的Lot311，经由山中商会，为藤田美术馆收藏。

  或因作者专业的关系，全书对重点器物的追索性有些薄弱，对山中商会的开掘也略显浮光掠影，尽管收录了重要的拍卖记录以及财政文档。不过，从数据资料到物质研究，还是有些距离的。当然并不苛求作者如张昌平《吉金类系——海外及港台地区收藏的中国青铜器研究》那样来龙去脉、如数家珍，但不妨如《谁在收藏中国》追踪个别器物的脉络。甚至在《卢芹斋传》中，也有一些拍场事件的“扫描”。若缺少相关事件或人物重点讨论，就会对山中商会于欧洲的崛起与退场等内容，显得力度不够。其同时代不乏卢芹斋、史克曼这样的劲敌，当然也与整个西方社会背景有关，例如费诺罗萨、冈仓天心师生在美国的拓展与困境。这些也许会在丛书的另一本《山中定次郎传》中涉及，但山中商会与恭王府的关系绝非是“恭亲王感到政局不稳而尽早将藏品出手的举动”，其几乎倾售全府库存，乃因溥伟变卖家产，筹措“复辟”所需的资金。连续三场的拍卖，除了古铜外，其余品类拍品的价格并不高。笔者曾经翻阅过这次的拍卖图录，封面用真金做的龙首，仿佛暗示着清帝国曾经的荣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继续保留着之前的优点，认为收藏是与日本本土的旨趣息息相关，不仅涉及从抹茶到煎茶等生活方式的转变，也试图梳理正统美术与日域的接受史。如果了解到这一层，也就会对当时煎茶主将住友春翠收藏大批铜器有所会心。其背后自然与梅原末治、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当时一流学者的推动或影响有关。笔者曾有幸通览《泉屋清赏》全本，深感装帧颇具东方神韵，排版也兼顾西式洋装书的阅读习惯。无怪乎富田升有一章节为“《泉屋清赏》在西欧的意义”。这些自然是富田升的长处，有着敏锐直觉性质的洞见，不过也略有逻辑论证之失。如盛伯羲旧藏的虎食人卣有冈仓天心的购入时间，就认为另一件也“正是辛亥革命导致文物流出的见证”，逻辑链条稍嫌不够严密。事实上，富田升将文物流失的历史背景大多都归结于义和团及之后的辛亥革命，比较笼统。关于近代文物流散情况，不少中国学者都作过相关的梳理。韦正教授总结新中国成立前文物流散的两个主要原因，一为边疆的考察活动，二是清末的铁路工程。若对当时形势认识不足，流失录难免就有所架空。

  当然，本书从“正统美术”乃至生活美学切入，自有其相当的意义。书中阐述20世纪日本对于中国古物的收藏，尤其是对日本超越江户以来的唐物文人雅趣，确立了近代中国鉴赏美术的趣味，达到“纯粹鉴赏”的精神层面。其价值不仅因为“美术”一词为日本来源，更为切要的是，中国的博物馆体系为文物、美术两条线，年深日久，多有隔膜。正如本书“主编序”所呼吁的，“考古工作者不一定懂艺术，面对多姿的造型、精美的图案，无法从美术学的角度深入探讨；而美术工作者往往不清楚中国古代的文物中蕴含有那么多美的元素。所以，今天将考古与美术沟通起来就很有必要”。

  走笔至此，想起2019年底曾与杨博兄赴日同访泉屋博物馆等地。回京后不久，我更相信，对美的感受是给我们以宽慰的，也能跨越时代、族群的界限。小文题目乃化用顾颉刚先生吊朱希祖的一句，“历劫终教志不灰”。变难之际，朱希祖、蔡守这样“前考古学者”不遗余力整理保护史迹、古物。在现代学科分工化的学术下，来追述学史时，他们却逐渐成了“潜流”。知识被分类之后，那种活生生、脆弱且颤抖的历史却被“漏”掉了。基于全人类的视角，无论是历史还是艺术，本书都应该有一席之地。

  （作者：张 翀，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