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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医者讲述】
每次见到苑勰教授，总能感受到她身上的一股“侠气”：她光明磊落、直言不讳，不掩饰尖锐的批评，也不吝啬真诚的表扬；她刚正不阿、心胸坦荡，从不为功名利禄折腰，只求对国家和人民无愧于心。她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病人的需要就是我的动力。她用一生诠释“一心一意做人民的医生”。
——访谈人李苑菁
我早期工作的医院比较重视中医，常请天津的名中医来讲课，我听完受到很大启发。我成了主治大夫以后，收过一名硬皮病患者。他是一位解放军，皮肤是硬的，四肢活动比较困难。我们当时针对硬皮病的问题做了病理，可是没法治病，只能给患者打青霉素。但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病人迫切需要治疗，我就要想办法。于是，我为他请来了中医，经中医诊治以后，他的病情有所缓解。我就想，既然他经中医治疗有效，那对别人是不是也有效？我就开始有意识地找硬皮病患者诊治，用中医的方法治了一部分病人，发现效果不错。
20世纪60年代，国家科委要成立中医中药组，就派了一个团队到全国各地搜集中医中药治疗有效的案例。那个团队原本是找再生障碍性贫血方面的治疗案例，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领导白希清和张之强又请他们看了看硬皮病的治疗案例。当时我们请了三类病人亲自汇报，分别是硬皮病、瘢痕和脉管炎的患者，都是我用活血化瘀的方法治疗的。他们认可了治疗效果，把“中药治疗全身性硬皮病”列为了中医中药治疗有效的成果，在1965年的国家科委中医中药专业组成立大会上公布了。
我系统地学习过一段时间的中医，有一定的基础，就把治疗硬皮病的中药药方给分析了。分析药方时，我发现用活血药效果好，就提出了建议，想把方剂固定下来。一开始，中医大夫们都接受不了固定方剂的做法。我就把他们每次开药的药方和硬皮病患者的病症对应起来，指出哪些药用得多、效果好，反复跟他们做工作。最后，药方固定了，患者使用后效果还是可以的。我在四川时，还老给原来的患者回信，给他们开方子寄过去。我配置药方的目的不是赚钱，是为了治病，是为了进一步探索诊治效果。
后来，为了缓解病人的痛苦，我采取了好多综合治疗措施。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也不能完全满足病人的需求。只能说病人的需要就是我的动力，是这一点让我一直在坚持。前不久在门诊我还碰见一个患者，他之前从美国回来找我看过硬皮病，这次又带了一个人来看。经常有国外的病人来找我，都是华裔。说明我们的治疗方法、效果是得到大家肯定的。其实也有人说可以把药方卖掉，但是，我的工作成果是国家财产，我不能把国家的财产送给外国人，要先让国人得到实惠，再谈国外。
很多人说我对病人非常“严格”，其实，现在好多病人急于解决生活问题，你给他治病，他却不遵医嘱。就拿系统性硬皮病患者的手来说，那确实不适合做太多的家务。但是，我刚给他治了病，眼看着有点好转，他还没全好就去做家务了。这也是病人自身的认识问题，他们希望自己能先解决眼前的事。很多患者总认为自己能做饭、能洗衣服就是好的，可是做饭、洗衣服不仅要投入精力，还会有局部刺激，会导致病情的恶化，给家里增加经济负担。我这人说话比较急，我跟他们说，你要是想治好，你就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那咱们以后就不看了。
我始终认为，科研工作跟临床工作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完全脱离临床，好多东西就难以实践。但把科研放在特别高的位置，不顾临床了也不行。我们平时看到病人的各种症状，要分析总结才可以提高进步。如果不分析、不总结，来什么治什么，照方抓药就没意义了。从临床问题来发现科研方向，做出科研成果之后再回到临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径。
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件事情。有一种病叫硬肿病，特点是患者的后颈部和后背部发硬，而且绝大多数患者有合并糖尿病的情况。很多病人以为自己是硬皮病，结果我一看，其实是硬肿病。曾经有硬肿病患者给我写信，说自己得了和爸爸一样的病，但很遗憾，我再没找到那位病人。后来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家系，一家人里好几个都得了硬肿病。这一次我不能放过，我请了我们科的王宏伟大夫和做基因研究的张学，一起到东北拜访了这个家系，他们取了血回来做进一步检测，看是否和基因相关。其实我年纪大了，可以放弃，我也不想从中求得什么名利。但作为一个临床大夫，有责任提供这样的资料。如果放弃了，在医学上是个损失。所以，作为医生，不管什么时候都应该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那就不配做人民的医生。做一个好医生，关键在于怎样去爱病人，怎么去解除他们的痛苦。希望年轻医生也能对工作认真，做人诚恳、真实，踏踏实实。
（本报记者田雅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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