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楷第：贤者识大

  孙楷第先生，字子书，河北沧州人，自用印尝刻“小旋风柴进里人”。《录鬼簿》批校本的一段跋文后面曾自署“柴进里人”。1934至1938年间孙先生应北平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所征撰稿而写成三十余万言《戏曲小说书录解题》。文字细密雅洁，读来饶有趣味。

  《白门新柳记》一卷成书于曾文正公国藩打败太平军、克复金陵之后。时国藩在金陵“栽培花柳，于是桃叶、秦淮管弦又沸”。全椒薛时雨著《白门新柳记》《秦淮艳品》两册以记金陵劫后重开之繁盛。薛时雨得国藩器重，又入李鸿章幕府，先后做过嘉兴知县、嘉善知县、杭州知府，从政和为文，俱有可观。孙楷第先生给《白门新柳记》写的解题有这样的话：“‘小瀛仙’条，记江北某镇军以威劫瀛仙，强纳为妾事，知当时武将纵恣，实以为常，后人震于湘淮练兵之名，以为军纪严肃，无可訾议者，实不尽然也。”孙先生以为当日湘军淮军固然迭建军功，但军纪未必如后人所想当然的以为严肃无可訾议。距孙先生著解题三四十年后，治明清史的王尔敏撰著《淮军志》，说淮军将士奋勇搏杀志在利禄，本无精神纪律之训练，故掳掠扰民向不以为意。湘军到了晚期，尤其在攻克金陵之后，大肆洗劫，诸将各饱私囊，声名大坠。王尔敏的清季军事史著，给三四十年前孙楷第先生的识见添了注。

  孙楷第先生在清人小说里看出了当时湘淮军的真貌，这是孙先生的阅历和眼力。孙先生治古代小说戏曲史，能进能出，见微知著，“贤者识其大者”。再如给元末明初人夏庭芝所编《青楼集》写的解题云：“盖丧乱之余，追忆当时之盛，俯仰感慨而为此编，非如后世记倡优之书，品题花容月貌，流荡不返，贻导欲诲淫之议也。”“庭芝之作本以志盛衰，与《东京梦华》同一用意”。一扫清人叶德辉的“不贤者识其小者”。然后又逐条列举这部书对考论元代戏曲的价值：“又所记当时优伶名色，可以考元代戏曲脚色”，“小春宴”一条可以见“歌场之俗”，“龙楼景丹墀秀”一条可知“元时南北曲自有专门”，“樊事真”一条可补锺嗣成《录鬼簿》所不载，“王玉梅”一条可知“词调在元时犹能歌，后人谓北曲行而词之音失传者，亦不尽然”等等，“皆有裨考证”。《西游记二十卷》一文，既拈出吴承恩这部小说故事所本，又作平议：“是承恩此书，亦整比众说加以藻绘，不尽为自造之书。而经其编摩，更为新书，实后来居上。是其承用旧本之处，不必为承恩讳，亦不足为承恩病，世之读斯书者能辨析源委，而知其所以为善者，则可矣。”《阅微草堂笔记二十四卷》一文，引清末骈渠老人所指摘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若干差错，继而作平正通达的分析：“不知名物琐碎，考证至难，有意吹求，即汉魏经师硕儒亦不能无一时之疏。况昀之学博综大体，不专为训诂章句之学，一义之微岂能尽察无遗。且其书本小说，兴之所及，间涉考辨，既非专门讲考据之书，即无用以此相诋。且全书二十四卷，所摘亦只此三条，亦可见昀书之不易攻击矣。”《牡丹亭笺注不分卷》一文，批评这个注释本“有类乎坊间高头讲章之体，议论尤多酸腐，在注释词曲书中，此其最俗者”；又在这个本子里看到有录“明清人传奇至一百四十余种之多”，并“每一剧下一一为之品第，其撰人可考者，且注其姓名及别号，殊有裨于曲学”。孙先生总结说：“是其书虽无裨牡丹亭之学，而其功不可没反在注释牡丹亭曲之外，弃短用长，亦不可以执一论之矣。”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孙先生读书眼界的阔大，看得清书的各种价值，因此也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前后勾连，上下相通，左右逢源，所见多，所识广，这是孙楷第先生观书谈史论学的高明。规规小儒，所见少，所识窄，一灯如豆，陋屋暗黑，好东西放他跟前也会是“眼空无物”的。

  张中行先生1989年《读书》杂志第4期撰文《孙楷第先生》，说孙楷第先生给他的感觉是“有学问，像是也不想学问以外的事”。我读孙先生的著作如《沧州集》《沧州后集》《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小说旁证》《元曲家考略》《戏曲小说书录解题》等著作，有学问诚然，不问世事，好像也不一定。只是他谨守学问正途，一般不在自己的著述里越出学问而谈政事（比较直接说及政事的，大概也就后来收入《沧州后集》里的《评明季滇黔佛教考》《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这样的很少的几篇）。孙先生显然对世事是有明白的看法的，孙先生是有阅历的。一个人写小说散文，或者治文学史，阅历不够也会妨碍他取得成就的。胡适1932年7月间给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写的序说：“沧县孙子书先生是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他的成绩之大，都由于他的方法之细密。……孙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中国研究小说史的专门学者。”胡适在序里又说：“专为了看小说而渡海出洋，孙先生真可算是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哥仑布了。”孙先生读书著述是为了要解决他所遇到的学术问题，要弄清文学史的真实面貌，而不是把读书当作做官的敲门砖。天分高，肯用功，思维清晰，识见圆融，无论世道如何变迁身世如何沉浮，只是以学问为乐趣。孙先生1940年撰《明季滇黔佛教考》书评，在文章的最后说：“援庵先生之索居燕市，犹甘寂寞著书，名篇大文，日出不已。则知学者之安时守道，哀乐不足萦其心，无时无地不可著书明矣。今人不能自修，往往诿之于时，以为吾非不愿著作也，奈时势不允何。呜呼！士君子亦在自致耳，孰谓时势能困人哉！”这是写的陈垣先生，亦未尝不可认作是孙先生自明其志。张中行先生说孙先生是“老牌的货真价实的没有任何搀合的汉学家”，“弄清某一历史情况的真相，而不谈，至少是不很注意，应该怎样希圣希贤”，对孙先生“怀有深的敬意”。这应该不是泛泛而论。

  孙楷第先生年轻时就学北师大国文系，师从杨树达、钱玄同、高步瀛、黎锦熙等先生，以乾嘉功夫治小说戏曲，深耕新兴领域并“预流”。孙先生晚岁回忆说：“我著的《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补正》，我的老师杨遇夫先生（维强按：杨树达，字遇夫）在师大讲《韩非子》曾数次征引。我的《读庄子淮南子札记》，杨遇夫先生看了，亲笔加批说：‘作得好，可喜也。’”孙先生和中华书局的编辑也说起过这些故事，并感念杨树达先生对他的“提携和器重”。孙先生1986年6月23日在北京去世，生前遗愿不举行任何仪式，7月5日，遵孙先生遗嘱，亲友将孙先生骨灰埋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里。孙先生遗言埋骨处不立任何碑记，亲友在上面植青松一株，以为纪念。听说《孙楷第治学录》也在整理中，收录孙先生数十万字的学术回忆录和日记，也将由中华书局刊行，未知何时可以读到。

  （作者：周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