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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14日 星期五

    孙楷第:贤者识大

    作者:周维强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14日 16版)

      孙楷第先生,字子书,河北沧州人,自用印尝刻“小旋风柴进里人”。《录鬼簿》批校本的一段跋文后面曾自署“柴进里人”。1934至1938年间孙先生应北平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所征撰稿而写成三十余万言《戏曲小说书录解题》。文字细密雅洁,读来饶有趣味。

      《白门新柳记》一卷成书于曾文正公国藩打败太平军、克复金陵之后。时国藩在金陵“栽培花柳,于是桃叶、秦淮管弦又沸”。全椒薛时雨著《白门新柳记》《秦淮艳品》两册以记金陵劫后重开之繁盛。薛时雨得国藩器重,又入李鸿章幕府,先后做过嘉兴知县、嘉善知县、杭州知府,从政和为文,俱有可观。孙楷第先生给《白门新柳记》写的解题有这样的话:“‘小瀛仙’条,记江北某镇军以威劫瀛仙,强纳为妾事,知当时武将纵恣,实以为常,后人震于湘淮练兵之名,以为军纪严肃,无可訾议者,实不尽然也。”孙先生以为当日湘军淮军固然迭建军功,但军纪未必如后人所想当然的以为严肃无可訾议。距孙先生著解题三四十年后,治明清史的王尔敏撰著《淮军志》,说淮军将士奋勇搏杀志在利禄,本无精神纪律之训练,故掳掠扰民向不以为意。湘军到了晚期,尤其在攻克金陵之后,大肆洗劫,诸将各饱私囊,声名大坠。王尔敏的清季军事史著,给三四十年前孙楷第先生的识见添了注。

      孙楷第先生在清人小说里看出了当时湘淮军的真貌,这是孙先生的阅历和眼力。孙先生治古代小说戏曲史,能进能出,见微知著,“贤者识其大者”。再如给元末明初人夏庭芝所编《青楼集》写的解题云:“盖丧乱之余,追忆当时之盛,俯仰感慨而为此编,非如后世记倡优之书,品题花容月貌,流荡不返,贻导欲诲淫之议也。”“庭芝之作本以志盛衰,与《东京梦华》同一用意”。一扫清人叶德辉的“不贤者识其小者”。然后又逐条列举这部书对考论元代戏曲的价值:“又所记当时优伶名色,可以考元代戏曲脚色”,“小春宴”一条可以见“歌场之俗”,“龙楼景丹墀秀”一条可知“元时南北曲自有专门”,“樊事真”一条可补锺嗣成《录鬼簿》所不载,“王玉梅”一条可知“词调在元时犹能歌,后人谓北曲行而词之音失传者,亦不尽然”等等,“皆有裨考证”。《西游记二十卷》一文,既拈出吴承恩这部小说故事所本,又作平议:“是承恩此书,亦整比众说加以藻绘,不尽为自造之书。而经其编摩,更为新书,实后来居上。是其承用旧本之处,不必为承恩讳,亦不足为承恩病,世之读斯书者能辨析源委,而知其所以为善者,则可矣。”《阅微草堂笔记二十四卷》一文,引清末骈渠老人所指摘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若干差错,继而作平正通达的分析:“不知名物琐碎,考证至难,有意吹求,即汉魏经师硕儒亦不能无一时之疏。况昀之学博综大体,不专为训诂章句之学,一义之微岂能尽察无遗。且其书本小说,兴之所及,间涉考辨,既非专门讲考据之书,即无用以此相诋。且全书二十四卷,所摘亦只此三条,亦可见昀书之不易攻击矣。”《牡丹亭笺注不分卷》一文,批评这个注释本“有类乎坊间高头讲章之体,议论尤多酸腐,在注释词曲书中,此其最俗者”;又在这个本子里看到有录“明清人传奇至一百四十余种之多”,并“每一剧下一一为之品第,其撰人可考者,且注其姓名及别号,殊有裨于曲学”。孙先生总结说:“是其书虽无裨牡丹亭之学,而其功不可没反在注释牡丹亭曲之外,弃短用长,亦不可以执一论之矣。”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孙先生读书眼界的阔大,看得清书的各种价值,因此也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前后勾连,上下相通,左右逢源,所见多,所识广,这是孙楷第先生观书谈史论学的高明。规规小儒,所见少,所识窄,一灯如豆,陋屋暗黑,好东西放他跟前也会是“眼空无物”的。

      张中行先生1989年《读书》杂志第4期撰文《孙楷第先生》,说孙楷第先生给他的感觉是“有学问,像是也不想学问以外的事”。我读孙先生的著作如《沧州集》《沧州后集》《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小说旁证》《元曲家考略》《戏曲小说书录解题》等著作,有学问诚然,不问世事,好像也不一定。只是他谨守学问正途,一般不在自己的著述里越出学问而谈政事(比较直接说及政事的,大概也就后来收入《沧州后集》里的《评明季滇黔佛教考》《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这样的很少的几篇)。孙先生显然对世事是有明白的看法的,孙先生是有阅历的。一个人写小说散文,或者治文学史,阅历不够也会妨碍他取得成就的。胡适1932年7月间给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写的序说:“沧县孙子书先生是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他的成绩之大,都由于他的方法之细密。……孙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中国研究小说史的专门学者。”胡适在序里又说:“专为了看小说而渡海出洋,孙先生真可算是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哥仑布了。”孙先生读书著述是为了要解决他所遇到的学术问题,要弄清文学史的真实面貌,而不是把读书当作做官的敲门砖。天分高,肯用功,思维清晰,识见圆融,无论世道如何变迁身世如何沉浮,只是以学问为乐趣。孙先生1940年撰《明季滇黔佛教考》书评,在文章的最后说:“援庵先生之索居燕市,犹甘寂寞著书,名篇大文,日出不已。则知学者之安时守道,哀乐不足萦其心,无时无地不可著书明矣。今人不能自修,往往诿之于时,以为吾非不愿著作也,奈时势不允何。呜呼!士君子亦在自致耳,孰谓时势能困人哉!”这是写的陈垣先生,亦未尝不可认作是孙先生自明其志。张中行先生说孙先生是“老牌的货真价实的没有任何搀合的汉学家”,“弄清某一历史情况的真相,而不谈,至少是不很注意,应该怎样希圣希贤”,对孙先生“怀有深的敬意”。这应该不是泛泛而论。

      孙楷第先生年轻时就学北师大国文系,师从杨树达、钱玄同、高步瀛、黎锦熙等先生,以乾嘉功夫治小说戏曲,深耕新兴领域并“预流”。孙先生晚岁回忆说:“我著的《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补正》,我的老师杨遇夫先生(维强按:杨树达,字遇夫)在师大讲《韩非子》曾数次征引。我的《读庄子淮南子札记》,杨遇夫先生看了,亲笔加批说:‘作得好,可喜也。’”孙先生和中华书局的编辑也说起过这些故事,并感念杨树达先生对他的“提携和器重”。孙先生1986年6月23日在北京去世,生前遗愿不举行任何仪式,7月5日,遵孙先生遗嘱,亲友将孙先生骨灰埋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里。孙先生遗言埋骨处不立任何碑记,亲友在上面植青松一株,以为纪念。听说《孙楷第治学录》也在整理中,收录孙先生数十万字的学术回忆录和日记,也将由中华书局刊行,未知何时可以读到。

      (作者:周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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