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二年全球十大潜在风险

  2021年世界经济得到较快修复，中美两个大国的产出规模率先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全球治理赤字问题仍待破解，中美博弈进入长期对峙。展望2022年，全球重大风险需关注以下十个方面。

一、病毒变异不断和疫苗接种严重失衡

  截至2021年12月28日，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全球累计确诊病例突破2.8亿例。随着疫苗大规模普及，重症率和死亡率已经显著降低。但是，德尔塔、奥密克戎这类变异毒株不断出现，其传播能力更强，原有疫苗防范效果被削弱。目前，奥密克戎毒株已扩散到了89个国家和地区。12月28日当天，全球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30万，远高于前几轮的峰值。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疫苗接种严重失衡。截至12月27日，北美、欧洲接种疫苗人口比例分别达到68%、65%，非洲则仅为14%。国际制药商协会联合会（IFPMA）预计，2022年6月全球疫苗将实现供求平衡，但是非洲可能要到2024年才能达到当前北美的疫苗普及水平。当前，世卫组织发起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未达预期，到2021年年底仅分发了8亿剂，远低于原定目标的19亿剂。2022年全球疫苗普及将继续这种极不平衡态势。世卫组织也警告称，疫苗分配不均会进一步助长病毒变异势头。

二、美国货币政策转向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当前美国通胀抬升速度大超预期，美联储抑制通胀决心上升、表态也趋向鹰派。2022年美联储将加快缩减资产购买进程，加息和缩表伴随的金融风险也在上升。导火线之一是美国债券市场上的僵尸企业。目前美国上市公司的僵尸企业占比近10%，同时债券市场上近一半公司债评级为BBB，也就是投资级的最低级。如果这些债券被降级为垃圾债，投资基金将被动大规模抛售，进而触发债务风险。导火线之二是美股泡沫。2021年美股屡创新高，11月初道琼斯指数市盈率约30，分位点处在历史95%以上的高位，当前美股泡沫化程度超过了互联网泡沫时期。在上一轮紧缩过程中，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加至1.5%、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5%以后，美股就出现了大幅回调。

三、部分发展中国家债务违约

  全球复苏失衡加剧，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飙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1年10月预测，发达经济体总产出规模将在2022年回归到疫情之前的趋势线水平，但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总产出规模到2024年仍将显著低于趋势线水平5.5个百分点。疫苗分配不均、宏观政策空间不足，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恢复滞后，并进一步导致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加速上升。仅2020年，这类国家的债务与GDP之比就增加了18个百分点，创下40年来最大增幅。由于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2022年发展中国家将面临资本外流、货币贬值、融资成本上升等多重冲击。当前，已有近一半低收入国家陷入债务困境或面临高风险。此外，土耳其、阿根廷、尼日利亚、巴西、南非等国的债务风险值得重点关注。

四、供应链定向脱钩

  2022年2月美国将出台《全面供应链审查和评估报告》，推出更多针对性政策进行科技封锁、加快关键供应链回流。美国近期已通过的一系列法律，如《基础设施建设法》《重建更好未来法》等将在2022年落地。审议中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大概率将在2022年通过并实施。这些法律都旨在强化供应链回流，同时对华展开产品、技术、行业、地区的定向脱钩。2022年，德国和欧盟供应链尽职法案可能取得进展，在供应链中加强对人权、气候变化等问题的管控。此外，西方国家还可能通过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日印澳供应链韧性倡议、“四国机制”供应链安全合作，以及美国与欧洲的反经济胁迫立法等，增强供应链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属性，推动供应链局部脱钩。

五、资源民族主义抬头

  经济快速修复、全球能源转型，扩大了资源商品供需缺口，资源富裕国家谈判能力上升。同时由于疫情加剧财政危机，资源国政府迫切寻求新的收入来源。全球保护主义开始盛行的背景下，这些因素都推动了资源民族主义显著抬头。疫情以来，重要资源出口国通过资源国有化、增加资源税收、禁止出口，以及规定必须在国内完成高附加值工序等方式加强了干预。未来几年，矿产领域可能成为资源民族主义的重灾区。能源转型背景下，铜、铝、钴、锂、镍等矿产资源的战略属性增强。拥有这些矿藏且资源出口依赖度高的国家，资源民族主义风险最高。重点国家包括非洲的刚果（金）、赞比亚，拉美的秘鲁、智利和墨西哥，亚洲的印度尼西亚、蒙古。

六、部分中等强国和支点国家政权更迭

  在亚洲，2022年3月和5月，韩国、菲律宾将分别举行总统大选。韩国的主要候选人是执政党的李在明、最大在野党的尹锡悦，目前胜负难料。如果保守派尹锡悦获胜，韩国可能缓和对日关系、强化美韩同盟，中韩关系将面临考验。菲律宾大选中，如果亲美势力卷土重来、改变外交路线，南海可能动荡加剧，中国-东盟关系也将面临风波。这两场选举结果将对未来五年的东北亚、东南亚、印太地区战略格局产生影响。在欧洲，法国将于4月和6月进行总统和议会选举。继德国之后，法国选举对欧盟未来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民粹势力获得更大话语权，可能对欧盟一体化造成严重冲击，欧盟战略自主将受到重大考验。此外，2022年匈牙利、巴西领导人选举也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使得中美欧关系更加复杂化。

七、俄乌爆发武装冲突

  近年来俄罗斯对乌克兰软硬两手都未奏效，乌反而更加倒向美西方，公开寻求加入北约以求得保护。北约身陷两难，即美国和德法不希望激化与俄对抗，但如果表态不接纳乌克兰，又会面临“对俄软弱”的批评以及东欧北约盟国的离心。两难之下，美西方很可能选择不给出直接安全承诺，同时在经济和军事上更大力度支持乌克兰。该政策无法缓解俄罗斯的安全担忧，反而会怂恿乌克兰更加激进，制造压力迫使北约接纳。如果矛盾升级，俄乌可能围绕顿巴斯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冲突不仅会破坏地区安全局势，还将波及全球能源供给和能源转型，并对中东欧、中亚国家外交政策带来连锁反应，德对“北溪-2”天然气管道的审批冻结或将长期化。

八、台海地区紧张局势加剧

  拜登政府执政一年来，美国进一步明确对台安全承诺，为中国统一制造更多阻碍，反复挑战中方红线。特别是公开曲解“一个中国”政策，急切推动台湾议题的国际化。拜登12月27日签署的“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就包括了多项提升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具体措施，建议美台进行实地训练与军事演习，甚至提议酌情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2022年11月，美国还将举行中期选举。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将更为强硬，在涉台议题上挑衅也会加剧，还可能会实质性推进美台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反华势力受到鼓动，将推高军费开支水平，加剧地区紧张气氛。日本可能加快与美探讨部署中导系统。澳大利亚可能借助澳英美安全合作机制获取更多关键军事技术，增强针对中国的军事能力。

九、非传统安全多点频发

  难民潮和恐怖主义更加严峻。首先，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恐怖组织可能借机向中亚、南亚扩散。西亚北非动荡加剧，欧洲难民形势可能恶化。欧盟与毗邻国家、欧盟内部矛盾也将加剧。难民潮涌之下，恐怖组织的招募和渗透活动将更为猖獗。其次，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外还可能出现其他恶性传染病，使得全球卫生资源更加紧张。同时，气候变暖势头延续，极端洪涝、干旱和台风等灾害可能更加频繁，这不但破坏生产生活秩序，还加剧了人道主义困境。极端天气伴随资源民族主义的盛行，还可能进一步加剧粮食供应风险。最后，随着数字化进程推进，数字空间面临更大安全挑战：能源、金融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压力陡增。网络攻击也正在成为政治和军事对抗的重要手段，引发或恶化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幅上升。

十、全球增长势头出现重挫

  上述各种风险相互交织，将可能使2022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显著低于国际机构4.1%至4.9%的预测值。具体而言，如果发达国家刺激政策集体退潮，特别是美国货币政策加速转向，可能触发金融风险并向全球扩散。同时，大国博弈加剧，美国滥用制裁、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资源民族主义抬头，这都可能在复杂的全球生产网络中激发蝴蝶效应，带来严重的负向供给冲击，甚至出现滞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发生共振，尤其新冠肺炎病毒继续变异、扩散的可能性不低，部分国家经济重启可能面临中断。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