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图馆藏“天禄琳琅”修复完成

  “《永乐大典》修复项目在21世纪初取得了很大成果，‘天禄琳琅’的修复则是又一个里程碑项目。”日前，国家图书馆召开馆藏清宫“天禄琳琅”修复项目重大成果新闻发布会，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熊远明宣布：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天禄琳琅”，历时8年修复取得圆满成功。这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最大的一次针对国图珍贵古籍的专项修复行动。

  “其中较早的元刻本修复后，在标准的存藏条件下，再保存200年没有问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资深修复师朱振彬说。

多难的国宝：

“天禄琳琅”为何修复难度大

  “天禄琳琅”是清代乾隆皇帝将皇宫各处藏书中宋、金、元、明版旧书进行择选，掇之菁华置于昭仁殿而成的重要藏书。但从建立直至20世纪50年代，几经坎坷，磨难频生。其间火、盗、兵、蠹，致使藏书大量损佚，664部中已有近60部不见影踪，幸存者几经聚散大都收归公藏。

  据了解，清末时昭仁殿所存“天禄琳琅”已不足半数，一是溥仪借赏赐伴读的名义运出宫外；二是臣子借溥仪退位之机巧取偷换；三是溥仪赏赐大臣。伪满时期，一批藏书运至长春，在长达14年时间里没有任何防潮、防蛀措施，后来又几经辗转，运回了故宫博物院。国图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认为，“天禄琳琅”修复成功后可供学界做研究，这些古籍的聚散辗转就是近代历史的见证。

  国图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介绍，国家图书馆藏“天禄琳琅”279部，其中宋、元刻本占比较大，并且保存着《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最为珍贵的大部分古籍。这些书不仅刊刻年代久远，有些书还是存世孤本，弥足珍贵。

  絮化、酸化、虫蛀、霉菌……多次辗转、保存不当对国宝造成了许多损伤，有些变成了无法翻看的“书砖”，有些则严重酸化“一碰就碎，像饼干渣一样”。陈红彦说，调查发现，国图馆藏279部3500余册古籍中300余册存在严重的纸张糟朽、装帧解体等问题，属一级破损，急需抢救性修复。

传承的契机：

60后带着80后修古籍

  国图馆藏“天禄琳琅”原计划用四到五年时间完成修复，但实际却历时8年，修复难度远远超出预想。

  为什么相较于《永乐大典》等，“天禄琳琅”的修复难度更大？国图多位专家介绍，因为《永乐大典》等涉及的藏品种类相对单一，而“天禄琳琅”所收古籍版本时间跨度大，涉及不同时期的纸张、装帧。破损情况复杂多样，光是修复用纸就要涉及竹纸、皮纸、混料纸、宣纸、草纸等。因此，每一册书的修复方案都是“个性化”定制。

  挑战变成了创新的契机。“天禄琳琅”修复工作已不局限于修缮古籍本身，这还是一次非遗传习，一场科研探索。

  2013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召开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天禄琳琅”修复项目启动会，“天禄琳琅”修复项目队伍也随之组建。由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资深修复师朱振彬担任首席专家，带领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骨干崔志宾具体承担修复工作。边修复、边研究、边教学，60后带着80后开始了这场颇具挑战的古籍修复工作，并在修复中开展了青年修复师培训和有针对性的材料检测、研发等工作，一批青年古籍修复人才就此成长了起来。

  “传统的师带徒模式最能原汁原味传承古籍修复技术，但唯一的缺点就是慢。”朱振彬说，古籍保护工作中一个当务之急就是加快人才培养，像自己这样的60后从前都是跟着琉璃厂的老师傅学习古籍修复，如今已经探索出了师带徒、培训班、高校等三种培养模式。“像崔志宾这样的年轻人都是研究生毕业进入国图从事古籍修复，有学化学的，有学美术的，有着丰富的学科背景。”当前，古籍修复和人才培养工作已进入蓬勃发展时期。

  “修旧如旧”“抢救为主 治病为辅”“最少干预”“过程可逆”……崔志宾说，在8年的修复工作中，大家不断地总结经验，也提出了很多新的古籍修复原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传承的力量，也体现着科学的精神。

  据了解，今年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将举办“天禄琳琅”修复展，并出版相关修复成果。

  （本报北京1月9日电 本报记者 陈 雪）

　　【链接】

我在国图修复“天禄琳琅”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青年修复师 崔志宾

　　我是个80后古籍修复师，2013年我硕士毕业，有幸进入国图古籍馆文献修复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是跟随老师学习古籍修复的基本功，包括中国古籍的各种传统装帧形式，如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毛装以及金镶玉、挖衬、挖镶、函套制作等，又逐渐学着处理常见古籍破损情况，每一项技能都要求扎实掌握。刚开始的工作是有些让人感到枯燥的，但现在回想，那些看上去循环往复的工序是学习基本功的最佳方式，更是一种对心性、对职业素养的磨炼。

　　2015年，在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机制下，我正式拜组里的古籍修复专家、全国技术能手朱振彬老师为师。与此同时，适逢国图于2013年启动的清宫“天禄琳琅”专项修复项目，我跟随朱老师及组里其他老前辈从打下手做起，一步一步深入修复工作。这是一次十分珍贵的学习机会，但过程也并不轻松顺利，有很多修复难度较大，如《丹渊集》，修复前的样貌为严重粘连的“书砖”，修复过程相当复杂，因此每一步操作都如履薄冰。在这期间，从易到难，从学着选配修复用纸、对修复纸张的再加工到逐步修补那些残破书叶，我一步一步跟随老师操作，适时记录，还发表了相关研究的论文。

　　如今“天禄琳琅”修复工程已完成，对我来说是一段十分重要的历程。古籍修复是一份让人从中获得平静、还带有一定成就感的工作，从第一次将一本残破的书修补完整，到如今项目完成，我得到了技能上的成长、修复知识面的开拓，内心也更加热爱这份职业。

　　能够经手如此珍贵的典籍，将古老的纸张一张张抚平，让千百年前的字迹重新焕发生机，我想，延续的不仅仅是承载物的生命，更是文化与文明，这应当就是修复工作最重要的意义。

　　（光明日报记者陈雪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