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化、民间性与文学性

  在现代学术体系和学科划分中，以传统说唱文学为主体的俗文学的研究一直存在两个方向，一个是如何进行“雅化”，一个是如何保持“民间性”。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学者们致力于确立俗文学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在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则通过田野调查等方式展现它在现代生活中的形态。在未来的研究中，发掘俗文学的“文学性”，或许是有待我们致力的一个方向。

  中国传统说唱文学的整理与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最好的历史时期。近年来，各种影印文本、目录解题陆续出版，各类线上数据库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之中。随着海内外所藏文献资料的发现、整理与公布，与之相关的研究全面展开，说唱文学的研究愈来愈显示出蓬勃之气。回望此前的研究成果，总结历史成就与研究规律，探索建立说唱文学的整理方法、研究范式与学术体系，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子弟书是说唱文学中较早受到学界关注的体裁。早在20世纪20年代，刘复主持编撰《中国俗曲总目稿》时，已将三百余种子弟书收入其中。由此，子弟书正式步入了现代学术研究者的视野。近一百年间，子弟书无论是目录编撰、文献整理还是相关研究，在说唱文学中都是成果最为丰硕的。作为子弟书整理的集大成者，2012年，黄仕忠教授主编的《新编子弟书总目》和《子弟书全集》先后面世，2020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陈锦钊教授主编的《子弟书集成》，存世子弟书文献至此可谓搜罗完备。有学者已经指出，作为一种“流动的文本”，说唱文学的目录、校勘与传统文献学相差很大，本文拟以这两部子弟书“全集”为中心，并参考其他俗曲编目与整理情况，浅谈说唱文学整理与研究的方向，探寻传统说唱文学如何在新的历史情境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十世纪子弟书编目与校勘的成就与不足

  子弟书的文本整理工作，由郑振铎导夫先路。一九三五年，他主持编撰《世界文库》时，视子弟书为“世界的文学名著”，“第一流的作品”，在第四册与第五册中分别选入了子弟书名家韩小窗和罗松窗二人的作品《东调选》和《西调选》。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些重要的说唱文献得到了初步的整理，子弟书也收录于分别由关德栋、傅惜华、杜颖陶等主编的多部说唱集如《聊斋志异说唱集》《西厢记说唱集》《岳飞故事戏曲说唱集》，与此同时，还出版了《红楼梦子弟书》和《子弟书丛钞》两种标点整理子弟书曲本选本。子弟书整理中最为重要的文献成果，是车王府旧藏子弟书，中山大学和首都图书馆分别将馆藏车王府曲本加以整理，先后出版了与车王府旧藏子弟书相关的四种文本：首都图书馆影印《清车王府藏曲本（线装本）》、《清车王府钞藏曲本·子弟书集》、《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首都图书馆影印《清车王府藏曲本（缩印版）》。

  子弟书目录的编撰工作，以刘复领导“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间文艺组”为开端，自1928年起，历时三年有余，“一边编目，一边采访搜集”，编成《中国俗曲总目稿》，收录十一省俗曲六千多种，其中包括收集到的子弟书三百七十余种。傅惜华编撰的《子弟书总目》以孔德学校收藏的车王府旧藏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北平图书馆藏本等公立机构和傅惜华、程砚秋、梅兰芳、杜颖陶、马彦祥、阿英、贾天慈和李啸仓等八家私人所藏子弟书为主，先于一九四六年发表在《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在一九五四年修订出版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唯一一部子弟书的专门目录，也是著录子弟书篇目最齐全的书目。车王府旧藏近三百种子弟书，因为其丰富数量和版本价值，是迄今为止学者落力最勤的子弟书文本。1990年代，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郭精锐等编有《车王府曲本提要》，内含有二百八十余种子弟书提要。

  子弟书的整理与研究，和其他说唱文学面对的主要困难是基本一致的。首要问题就是文献资料收藏的分散与不易查阅。长期以来，子弟书以私人收藏为主，以往学界对说唱文学的版本情况信息了解较少，郑振铎早在上世纪初期即说：“国内的图书馆，可以屈指而数。所藏大抵以普通古书为多。如欲专门研究一种东西，反不如几个私人藏书楼之收罗宏富。小说戏曲，更是国内诸图书馆不注意的东西，所以要靠几个国内图书馆来研究中国的小说戏曲，结果只有失望。”已经成为独立学科的小说和戏曲当年尚且如此，说唱文学中的其他文类长期以来自然是被忽视的。其次，说唱文学的著录极不完善。说唱文学本不在传统目录学的范畴之内，说唱文本也较少为藏家所关注，全面了解说唱文本的存藏情况可谓奢求。再次，说唱文学多以抄本形式流传，不同抄本之间、抄本和刻本之间的差异往往极大，版本源流极难判定。说唱文学文献并不具备传统版本学的价值，一般只有薄薄数页，在图书馆的目录中，一般都是著录为“俗曲一叠”，或者“小曲一夹”，一摞叠在一起，没有细目，无法获知具体内容；或者由于纸张脆弱，残缺严重，查阅不便。

  总体而言，说唱文学未来研究的第一步是放眼世界，摸清家底并编撰相对全面和完善的目录。说唱文学的收藏，大致有国内公立图书馆、私人藏书和海外藏书三大部分。说唱文学的资料，早期收藏在研究者、表演者、爱好者处最多。以子弟书来说，傅惜华、杜颖陶、程砚秋、梅兰芳、马彦祥、贾天慈等生前皆以致力于收藏戏曲、曲艺书籍而闻名。这些私人藏书最是容易散佚。阿英、马彦祥之旧藏子弟书，历经动乱后下落不明。马彦祥所藏小说戏曲今已归首都图书馆，但其旧藏子弟书，虽经多方查访，包括问询其后人，均未有结果。阿英之普通藏书今归安徽芜湖市立图书馆。但据其《〈刺虎〉子弟书两种》一文介绍，他曾藏金氏钞本子弟书十六种，内有《琵琶行》《热结十弟兄》等数种孤本，今均不知去向，让人扼腕叹息。

  值得欣慰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私人藏书陆续入藏公立图书馆。国内外的频繁交流也让海外收藏不再遥不可及。国内外各大图书馆编目的完善和线上检索的便捷，是编撰“全目”成为可能的基础。国家图书馆、各省立图书馆等国内藏馆仍是收藏最为丰富的藏馆。各地方和大学图书馆往往藏有大量本地流行的俗曲唱本，如广州中山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的木鱼书收藏，中山大学的潮州歌册收藏；私人藏书未入图书馆的部分，仍需要收集线索探访，而且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海外所藏的汉籍日益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访问交流，将收藏于海外各图书馆如大英图书馆、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的俗曲曲本介绍回国内学界，其中不乏孤本、珍本。近年来在说唱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实际工作中，文献访查与收集收获最大。对文献资料藏地一一探访，曲本一一过目，仍是编撰俗曲目录最为扎实与可靠的方法。

说唱文学的编目体例与校勘方式

  前人编撰的目录是我们了解说唱文学存藏基本状况的重要参考资料。可惜的是，传统目录学中，说唱文学一向付之阙如。说唱文学的目录一般而言是十分简陋的，多数是没有完整的目录的，即便是前人已经完成的简要目录中也存在着较多的讹误。子弟书最早的目录，是百本张、别野堂等清代抄书作坊的贩卖目录。仍以子弟书为例，无论是刘复、李家瑞的《中国俗曲总目稿》还是傅惜华的《子弟书总目》，都还存有大量可补充和订正之处，主要原因是收藏过于分散导致难以一一目验原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刘复在编撰《中国俗曲总目稿》时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收集的大批俗曲。抗日战争爆发后，这六大箱俗曲资料跟随“中央研究院”由北平迁往南京，由南京至四川，又由四川至南京，最后抵达台湾。在此过程中，曾有传言说这批资料在迁往云南的过程中，被日军飞机炸沉于江中，故傅惜华在编撰《子弟书总目》时，并未见过“中央研究院”藏本，其相关资料悉数移录自《中国俗曲总目稿》。他在著录“中央研究院”藏本时，均题作“前中央研究院藏，已毁”。其后的研究者多从其说，直到2004年《俗文学丛刊》择取部分影印出版，大陆学者方得以一窥其真正面目。

  实际摸查之后的第二步是编撰说唱文学目录。说唱文学种类众多，编撰综合目录目前并不现实。最好的方式是先分别编撰某一专门种类的目录，而后相近的门类可以互相参考。具体的编目中，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分类。分类即意味着对说唱文学的文体做一清晰的界定。文体的形态当然是第一要素。说唱文学中各类文本极易误入其他种类，譬如张寿崇先生所编《子弟书珍本百种》中，收录有《蓝桥会》一篇，因《中国俗曲总目稿》著录为子弟书，并谓出自车王府曲本，故编者特从北京大学藏车王府旧藏之杂曲内录出。据黄仕忠教授考证，此书原钞本为连排抄写，不分行，韵脚有欠统一，细观体裁，并非子弟书。实际上，诗赞系的说唱文学作品，如弹词、木鱼书、潮州歌册等，都是以七字句为主的文本，如果单从形制上看，是难以做出区分的。另一个极为常见的错误，就是同一题材或者统一题名的误收。说唱文学中不少故事题材均来源于戏曲小说作品，同题现象十分普遍。以上两种情况，都需要参照出版地、编撰者、卷数等因素做一综合考察。另外，前人著录可以提供参考信息，但需要慎重对待。以《新编子弟书总目》来说，子弟书篇目之判断标准，以题名中明确含有“子弟书”字样为首要依据；百本堂、别埜堂、乐善堂等书坊之《子弟书目录》《集锦书目》，《中国俗曲总目稿》和《子弟书总目》等亦为判断的重要依据。

  说唱文学编目需要确定清晰的体例。第一为题名。俗曲同名异书、异名同书情况十分普遍，所以列明正标题、别题是十分必要的。《中国俗曲总目稿》中就“一曲而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之标题者，均互见编排，惟仅于较通行之一标题下录曲首，其余只列号数与标题，注明一名某某，见某某号。”但也正因为俗文学的题名不太规范，在此书中同名异书者未互见、命名错误、重复著录等讹误还是较多的。第二为与体制相关因素的著录。《新编子弟书总目》即在每一条目下均注明回数、回目、用韵、句数，以概见其篇幅与体制，又能间接提供判断它是子弟书的根据。第三为注明以往目录之著录情况。以往之子弟书目录，主要有清人百本张、别野堂、乐善堂等书坊自编《子弟书目录》，又有民初无名氏所编《子弟书目录》，及近人傅惜华所编《子弟书总目》及《北京传统曲艺总录》，吴晓铃《绥中吴氏双棔书屋藏子弟书目录》，刘复、李家瑞所编《中国俗曲总目稿》。第四是版本与藏地。在标明藏地时，最好附上索书号以备日后查验。《新编子弟书总目》的处理方式则是：详列今存及所知之版本，原则上以目验为据，并注明所藏单位及索书编号。其过录本、影印本、排印本，附于祖本之下。第五，《中国俗曲总目稿》体例的最大特点，是在每种曲目下抄录该曲本首两行文词，这种做法开创了俗曲编目的先例，为后来研究者辨明曲本极有帮助。

  第三步，即说唱文学的校勘面对的难点有三：其一，甄别善本；其二，选择底本；其三，处理异文。已经出版的说唱文学点校成果，往往是以某一特定版本为底本，譬如傅惜华所编的《子弟书选》，即以他自藏的子弟书为底本，而未与其他版本互校。子弟书目录编撰完成之后，子弟书的校勘可以在已知的版本中更为妥善地选择底本和参校本。在实际的整理工作中，在校勘上，说唱文学的点校方式也与传统诗文有着显著的不同。说唱文学往往是不固定的、流动的，尽可能体现出不同版本的变化。此外必须根据各种文体、曲体的特性，建立说唱文学校勘的标准。说唱文学不同种类差异巨大，所以，这一标准并非绝对一致的。比如子弟书的抄本、刻本往往以双行小字的方式呈现，在整理出版时最好保留这一特性；再如木鱼书、潮州歌册中大量使用方言，这些方言字最好也悉数保留。可以说，俗体字、异体字的保留，是说唱文学文本整理中最具有特色的一个部分。

说唱文学实现“两创”的途径

  在现代学术体系和学科划分中，以传统说唱文学为主体的俗文学的研究一直存在两个方向，一个是如何进行“雅化”，一个是如何保持“民间性”。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学者们致力于确立俗文学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在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则通过田野调查等方式展现它在现代生活中的形态。在未来的研究中，发掘俗文学的“文学性”，或许是有待我们致力的一个方向。

  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的写作中，赋予了这些散落各地的俗曲人民性和先进性。代表了普通百姓的。非常注重对俗文学“文学性”的提炼与概括。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之后，他又尝在题为《中国文学史的新页》的学术演讲中，重点介绍佛经文学、变文、话本、诸宫调、弹词、鼓词、民歌等俗文学形式。这些从未纳入文学史视野的文体，正是因郑振铎先生所肯定的“文学性”而被纳入文学史，甚至专门为其作史以传之。他所归纳的俗文学所具备的“大众的”“无名的集体的创作”“口传的”“新鲜的”“粗鄙的”“想象力奔放”等等特质，今天看来不尽成熟且有互相矛盾之处，却是对俗文学之“文学性”最初的界定和探讨。另外，俗文学首先都具有表演性，将诗、词、文与音乐相结合，文本是它的保存形式。正是由于它的表演性，俗文学的文本往往是流动的、不固定的，造成表演和文本既相辅相成，又具有一定的对立关系。如何提炼它所包含的文学要素，视其为一个文学文本，是俗文学研究首要的问题。俗文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层面，如何借鉴与看待海外汉学的研究。从研究现状来看，海外汉学家们擅长破除学科壁垒，使用各学科中的新理论来对俗文学文献进行文本解读。俗文学文献在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其它学科中已经成为极为重视的材料，但它们的文学性，却仍有待更为深入的发掘。

  学者已经指出，文学性绝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既包括有诗学的、艺术的、审美的维度，也有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维度。在俗文学的研究中，俗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区别于“非文学”的“文学性”，却是目前研究中较为薄弱之处。在近年来海内外的研究中，无论是把弹词、鼓词纳入近代叙事文学的范畴，还是把子弟书视为长篇叙事诗，都是在肯定其文学价值的基础上，对其文学性的深入研究。

  正如郑先生所言，“文学”的观念一直处于变更之中，在现阶段重新发掘俗文学“文学性”，有益于进一步理解俗文学，并确立俗文学中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位置。

  （作者：李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