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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31日 星期五

    “空城计”的欺与不欺

    作者:杨建民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31日 16版)

      说三国的故事中,突显诸葛亮胆识智慧的“空城计”,常常为人津津乐道。《三国演义》九十五回,以“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为题,用近半篇幅,描述诸葛亮面临十五万大军,以“一班文官”及千五百兵士,“打开四门”,百姓打扫街道依然,自己则“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如此从容表象,造成司马懿看毕后“大疑”,终于让“两路兵尽皆退去”。写来似乎寻常,实际却惊心动魄。司马懿的考虑建立在“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基础上,诸葛亮正利用司马懿的心理,大胆犯险,最终不仅自己及兵士保全,还带着城中百姓一并撤退。读到此处,读者心情才得以松弛。其中不仅故事,人物心理的揣摩、描述为人称道,而且那以静制动的气氛烘托,也叫人获得紧张又充分释放的审美感受,真正难得。

      尽管如此,可记载当时史实的《三国志》对此却并无著录。《三国演义》的此节故事,是从《三国志》注释者裴松之引述的《条(诸葛)亮五事》敷衍而来。《条亮五事》是西晋人郭冲所述,有趣的是裴松之引述“五事”,并非出自信任,完全是辩驳,认为其不合实际情况。具体到“空城计”,裴松之认为:“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宣帝”即司马懿(其孙司马炎称帝后,追尊司马懿为高祖宣皇帝)。裴松之认为司马懿既然拥有重兵,也知道诸葛亮此时“兵少”,就算怀疑城中有伏兵,也可以留下来驻扎设防,何至于撤兵呢?用钱锺书的概括表述:“《三国志·蜀书》(诸葛)亮本传裴注驳郭冲所记为不合事理。”

      对裴松之驳斥郭冲认为“不合事理”,钱钟书有看法。他先举了另一处的“空城计”战例:《南齐书·高祖纪》上有这样的记载:“皇考讳承之。……元嘉初,徙为济南太守。……虏众大集,皇考使偃兵开城门。众谏曰:‘贼众我寡,何轻敌之甚!’皇考曰:‘今日悬守穷城,事已危机,若复示弱,必为所屠,惟当见强待之耳。’虏疑有伏兵,遂引去。”说的是南朝时期,宋文帝派兵北伐,结果遭到北魏军队反击。北魏军队一下子打到山东济南城下。当时济南太守即萧承之(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父亲,后追尊为宣皇帝),北魏数万大兵杀到,可济南城却只有少数士兵。萧承之见此情况,让人大开城门,并叫士兵隐伏起来。官员听了,一起陈说:敌众我寡,为何还如此轻敌?萧承之说:今天我们只是缺兵少将孤守城池,如此危急,如果暴露我们的弱势,必定会遭到杀灭,只有以强势应对才行。结果,敌方见此情形,摸不清底细,不敢轻动,于是撤退。这是正史记载“空城计”的一个实例。

      孤证难凭,钱钟书再举例证:《旧唐书·良吏传》中说,高宗时,一名崔知温者担任兰州刺史,恰逢党项三万余人进犯兰州城。大家很是惊恐,崔知温“使开城门延贼,贼恐有伏,不敢进”。打开城门,放敌人进来,结果把对手吓住了。这又是成功的一例“空城计”。还有,《北狄传》中有载,也是唐高宗时期,吐蕃十万人进犯湟中(今青海西宁一带)。守将李谨行“素不设备”,平常没什么准备,“忽闻贼至,遂见旗伐鼓,开门以待之,吐蕃疑有伏兵,竟不敢进。”面对十万大军,没什么防备的李谨行,不仅空城开门,还树立旗帜,擂动战鼓,这把敌人吓住了。这又是一例经典的“空城计”。

      这几个例证,钱钟书认为:“皆师诸葛亮‘大开四城门’之故智,而‘虏’‘贼’又蹈司马懿之前辙,‘疑其有伏兵’。”由此看来,钱钟书显然认可诸葛亮的“空城计”,且认为后面的几次例证,敌我双方情形,包括心理预设,接迎手段,都是对诸葛智慧的效法。

      那么,如何描述、评价运用“空城计”的行为态度呢?钱钟书用了两个精彩的句子来指示:“夫无兵备而坦然示人以不设兵备,是不欺也;示人实况以使人不信其为实况,‘示弱’适以‘见强’,是欺也。”这几个例子,都是缺乏兵备却不设兵备,似乎真实“不欺”;这样的实际情况却让对手难以相信,表现出弱势,却恰恰给人“强”的印象,正达到“欺瞒”的效果。这一计策的根本,钱钟书以为:“‘空城计’者,以不欺售欺之一例也。”以“不欺”的坦露达到了“欺”的目的。

      一个貌似可行的“空城计”,倘若遇见不同的人,结果应该完全不同。明末清初的学者魏禧,在其《日录》一书,对此发出另一番议论。他先说:“料事者先料人。若不知其人才智高下,只在事上去料,虽情势极确,究竟不中。故能料愚者不能料智,料智者不能料愚。”预见一件事,先得预料做这件事的人。不知做事人智慧高下,只在事上做文章,就算对情势判断再清楚,也未必能获得好结果。针对诸葛亮使用的“空城计”,他推想出别一结果:“余尝笑《三国演义》孔明于空城中焚香扫地,可司马懿疑之而退,若遇今日山贼,直入城门,捉将孔明去矣。”诸葛亮与司马懿,都是智慧相近,因而思路相近之才人。考虑问题,比较他人深入曲折。谨慎行事,是他们率兵作战,获取胜利的基本。以他们水平相当的常态,所以诸葛亮敢用“空城计”。他与司马懿,可谓知己知彼,“犯险”,是在常态之外,偶然为之,所以奏效。不然,遇见一个山贼(不明底细者),看到如此一座空城,可不就率领数百上千名草寇,杀入城去,“捉将孔明去矣”。“空城计”,演不下去了。

      “空城计”,让《三国演义》读者津津乐道。可要说明它,则需要对更多事迹涉猎辨正;还需对当事人的心理、智识层面有相当把握……由此观,战斗胜负,并非仅仅人数众寡,兵器锐利,实际实地的智慧运用,更是取得成效之关键。

      (作者:杨建民,系汉中市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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