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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23日 星期四

    历史学家眼里的医学

    作者:王家葵 鲜成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23日 11版)

        《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

        于赓哲 著

        中华书局

        《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

        于赓哲 著

        中华书局

        清代《晚笑堂画传》中的卢照邻像。

        《村医图》 (宋)李唐/绘

      【读书者说】 

      传统中国医学史几乎都由医学专业人士撰写,以总结“历史经验”为现代临床诊疗提供参考为主要目的,所以他们的成果往往只在医学圈内流传,不为主流的历史学家重视,更不用说走进大众视野了。

      因为专业局限,科学史的写作确非“行外”人士所能轻易染指,缺少医学训练的学者很难准确把握疾病的预后转归,深切讨论医学思想的变化发展,判断医疗方式在临床表现上的优劣,于是留下一些不着边际的隔靴之论;但另一方面,传统的医史家则抱守医学的“一亩三分”,不善于把医学事件还原到历史场景中去体察,看不见医学之外因素如何影响医学,甚至弄不清决定医学走势的真正原因。就此意义而言,二者结合应该大有用武之地。于赓哲教授致力于此,《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以及新著《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皆是中古医学史研究的力作。

    回溯真实的医学、医疗面貌

      于赓哲认为,分清文献之“自我视角”与“他者视角”是解读医疗文献的关键之一。如果把“自我视角”理解成医者对自身角色的塑造与建构的话,“他者视角”则指在其他角色眼中医者与医学的形象。研究者以此进行医学文本分析,就不会局限于文本的医学内容本身,而能透视文本撰写者的立场和动机,回溯接近真实的医学、医疗面貌。

      循此思路审视中古医学生态,于赓哲的几本著作新见迭出。他在书中提出,中古时期的官方、民间医学的区分,本质上是人为制造的问题;文本话语权所代表的官方医学不仅没有成为“主流”,甚至未必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官方医学”。据于赓哲观察,民间医学始终是主流,而官方居于被动从属地位,这其实是对“官方医学即意味着时代的主流,民间医学仅仅是附庸”观点的一次革命。在《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第二章“由天圣令复原医疾令看唐代官民医学分层”中,于赓哲明确提出,官方医学体系之种种,主要是为了满足医疗行政的需要,并未成为全社会医学的代表。

      按照传统医学史家的意见,医学分科是医学发展的必然,于赓哲打破了这一认知。他认为分科的出现不仅不能说明医学进步的特征,反而暴露出古代医学发展中的弊端,即医疗技术保密。医者之间不仅缺少学术交流,而且医学本身也未按照普遍标准分科,教育方式局限为极其单一的师徒、父子制。故于赓哲认为,分科并不是医学发展的需求,仅仅是政府不能统合各种“异端”学说而已。通过对医生地位的分析发现,限制唐代技术官的品秩,实质上是“不将医者归为士人”的歧视。

      于赓哲对医学融合的理解,用来解释宋代医学特征非常有力。比如儒医的出现其实是整个政治社会转型的体现。因而我们能观察到,宋代士大夫精英对医学的热爱远远超过以往的时代,在士大夫的唱和之间,医学成为他们重要的交际纽带。医者好儒,儒者好医并不鲜见。在社会阶层发生巨大变动的转型时期,医学知识不再成为少数精英的专享,“儒医”既可以是医者的一种标榜,也可以是落魄文人为谋生计而预置的“人设”。

      政府对医学、医政加大支持力度,医药学知识整理尤其突出,其中就包含对后世影响极为深刻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于赓哲看来,儒医与局方的出现可以理解为“士大夫医学与平民医学的合流,官方医学与民间医学的契合”。儒医与儒学的全面介入,使中国阶层发生巨大的变化,“局方透过行政力量和印刷技术等技术手段使得官与民,士与医等各种分层得以糅合并且具备很强的操作性”。由此可以理解金元时期医者在创立新观点的同时,不得不面对局方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在立说的标靶中,金元医学家反对局方用药是他们重要的基点。

      传统医学史家通常按照断代史的套路,从统治者如何加强统治的角度来解释宋代的医学发展与医政措施,基本上没有吸收中古历史的研究成果。因此,讨论宋代统治者加强医政措施和支持医学发展,多拘囿于强调统治者意志或儒家哲学的影响,这固然具有解释力,但却经不起追问,既然是加强统治的需要,可为什么在宋之前又没有表现出相同的医学、医政形态呢?很明显的现象是,宋代的医政措施几乎覆盖到县,医学文献整理、医学人才教育皆前所未有。通过于赓哲的启发,很容易发现,加强医政措施,仅仅是统治者为顺应阶层打破后的新格局,所做的统治技术性调整,换言之,即出于统治术的理由,将大量的散落民间,知医懂医的社会精英纳入体制中来。

      于赓哲在《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前三章中通过医学、医者分层考察,重新表述其对中古医史的想法,后面数章中则体现专题研究的特色,即在熟悉的材料中,得出耳目一新的结论。他注意到,患者才是医患关系的主导方面,因为古代医生无法在经济上获得独立,故高度依赖市场,富裕和权贵阶层自然成为医生的首选服务对象。于是医生宁愿放弃医学原则,去迎合病人的要求;因为缺乏独立性,医学失去进步的动力。

      从针灸流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北宋以前针法在民间的普及程度一直在灸法之下。于赓哲从技术角度分析认为,灸法简单粗犷,易于操作,材料廉价易得,故在民间流行度高;针法操作复杂,学习的困难程度远超灸法,实际使用并不广泛。但从文献获得的信息恰好相反,真实的原因是针法被官方医学予以特别之注意,记录者也乐于以夸张的笔墨,描述针法创造的种种“神迹”,灸法则因为平淡无奇,遂被记录者搁置一边。此外,在韩城盘乐村宋墓壁画的分析中,于赓哲讨论了《太平圣惠方》与宋代社会思想中医学文本化的倾向,回应了他之前对宋代医学与阶层糅合的假设。这些案例尽管不属于传统医学史的分析,确为我们理解古代的疾病、治疗方法开启了一条可以操作的新路径。

    医疗史与大众息息相关

      于赓哲的新书《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其实是《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两书学术观点的科普版。为了增强可读性,抛开细密的论证,重新展现细节,归纳特征,其中既包含了大众关注的议题,比如传染病与公共卫生,又讨论了吸引大众趣味的医史问题,上至皇帝的疾病隐私,古代文化政治精英的死亡谜题,古代御医的生存境遇,下至医骗、医托的阴谋手段。从毒药到古代外科手术,兼顾学术性与趣味性,医疗史不光是学院学者关注的焦点,也可以与大众息息相关。

      《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全书十二章,如引言所说,“历史上每次大疫病都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思想的巨变”,本书以“中国历史上的大瘟疫”“中国古代应对瘟疫的办法”作为开篇章节,既是题中之应有,也是对至今仍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阴影下的读者阅读心态的回应。

      与疫情相关联的还有第七章“现实或想象,蛊毒与瘴气”。传统文献中经常提到的“瘴气”,乃是晚近医学社会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在《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中,于赓哲以主流文化圈对非主流文化圈的认知分析为中心,分析主流文化圈扩大过程,以及南方知识分子阶层的心理变化和话语转移过程,并延伸到移民、交通、民众心理、医学观念等问题,将“南方瘴气”作为地域偏见对当时人疾病观影响的例证。本书由此展开,结论更加鲜明:“瘴气起自对多种南方地方病的恐惧,在口耳相传中变得越发神秘恐怖,甚至成为南方不开化的象征。但南北方的交融和南方最近一千年的长足开发,以及人们应对疾病能力的增强,使得恐惧感逐渐消退。而现代医学概念对于瘴气这个概念进行了最后的拆分,疾病终于回归疾病,再也不是神秘恐怖的符号了。”

      于赓哲老师的研究更让我们认识到,医学知识的来源不只与医学实践相关,社会因素、时代的思想文化皆参与知识建构,因此知识社会学的理念对分析医学知识成为可能。不过,如同科学内史的研究者所遇到的问题一样,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医学知识完全还原成医学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毕竟医学内部存在着不随外在影响的“内在逻辑”,这种事实的存在,对医史研究者提出两点要求:第一,如何让现代医学的知识参与到历史解释中来,又要避免辉格史学预设的陷阱;第二,如何理解中医疾病认知的局限性,避免以中医理论解释中医所导致的视野盲点,这对于医史研究者来讲,是对其知识结构、分析能力、理论总结能力的综合考验。

      (作者:王家葵,系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鲜成,系成都中医药大学学士)(本文图片均选自《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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