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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21日 星期二

    以全球视野促进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对话

    作者: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21日 12版)

        崔守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组织学院副院长、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

        马科斯·罗夫莱多

        智利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2006-2010年任智利总统外交与国防事务助理,2014-2018年任智利国防部副部长。

        迭戈·马索科尼

        阿根廷国防部双边与多边国际事务主任,2019-2020年任阿根廷生产发展部中国事务顾问。

        中国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已经完成对巴拉那瓜港最大码头运营商TCP公司的收购。中巴企业深度的合作,帮助巴拉那瓜港焕发出新活力。图为2018年8月27日拍摄的巴西巴拉那瓜港TCP码头堆场扩建工程现场。新华社发

        3月23日,智利交通和电信部长乌特(中)在首都圣地亚哥参观中国轨道列车,称赞这批车辆的到来是近年来智利“铁路发展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新华社发

      【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新自由主义治理危机阻碍全球发展与和平

      崔守军:文化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前世界正处于特殊的历史时刻,携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挑战,需要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各国应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通力合作和共同担当比以往更加重要。然而,某些西方国家鼓吹“文明优劣论”“文明冲突论”“制度对抗论”,组建“价值观同盟”。例如,举行所谓“民主峰会”,大搞集团政治,挑起意识形态冲突。种种行径令人忧心。对此,你们如何看待?

      罗夫莱多:我同意“世界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的观点。国际社会正在经历一系列深刻变革,其中显著的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治理危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治理的范式,建立在私人利益高于公共利益的思想之上。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为应对世界经济的积累性危机,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上被强加于人。有趣的是,第一个应用它的国家是1975年的智利。1979年以来,它被美国应用于谈判外债危机,并依托“华盛顿共识”强加给世界大部分地区(拉丁美洲、东欧、亚洲、非洲和中东)。

      近50年的新自由主义统治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全球影响,带来的消极作用愈加凸显。比如,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加剧。从1980年到2018年,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从占世界GDP的16%增加到24%,2018年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15.2万亿美元)与欧盟的GDP(17.3万亿美元)大体相当。由于跨国投资的“去工业化”和产业链外迁相结合,不平等加剧,导致了政治制度的严重危机。在美国、欧洲等地区,政府的合法性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其合法性的衰竭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大规模、同步性的社会浪潮。需要强调的是,它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拉丁美洲也未能置身事外。最近一段时间,哥伦比亚、秘鲁、智利以及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巴西出现大规模的社会浪潮。事实上,拉丁美洲对新自由主义统治的抵制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种抵制逐渐演变为带有后自由主义或后霸权主义特征的地区主义,这也是新自由主义者与其他范式倡导者之间持续斗争的结果,当然也是社会和政治竞争过程的一部分。

      西方世界的危机已带来深远的国际政治后果。它引发了一波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不平等和不民主的合法性批判浪潮,开启了探寻和构建全球化新发展范式的新阶段。一些国家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些问题的某些反应令人担忧,我们可以看到激进民粹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的抬头。例如在美国,特朗普上台担任总统,又如在欧洲和拉美也出现了激进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就拉丁美洲而言,反对不平等的浪潮正在引发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反思。迄今为止,社会浪潮也导致了政治领导和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变化,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以及防止过度开采的紧迫性。只有这样,全球化才可以更加健康地可持续发展。

      新自由主义暴露出的治理危机,也加剧了全球地缘政治竞争。需要警惕的是,当前的这种结构变化使我们处于一种不稳定时期,国际社会应谨慎对待。面对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世界各国应摒弃制度模式偏见,超越意识形态藩篱,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唯有同舟共济、团结合作,才能有效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在这个新阶段,世界各国应尊重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及原则为核心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坚守良法善治下的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建立更加民主的国际治理模式,这样才能更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推动国际社会的繁荣与稳定。

      马索科尼:中国和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引发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发展中国家大多认为,当前变化是实现国际经贸关系多元化发展的契机,同时也是推动本国文化和文明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机遇。当然,适应这些新变化需要时间,而最重要的则是加强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回顾历史,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是新鲜事。当古希腊被作为某种文明象征被提及,它通常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在历史上,古希腊人试图将一切处于其文明影响之外的人群称为“野蛮人”,而这些“野蛮人”始终游离在西方人的视野之外。作为西方人的希腊人与作为东方人的“野蛮人”之间,曾发生过长久的战争。在西方,“文明”的概念出现于18世纪,它与欧洲的海外扩张密切相关。欧洲人的对外扩张使他们看到了世界各地不同的社会形态,包括印第安人、印度人、中国人的社会状况。我们总是学习西方的历史和价值观念,却忽视从东方的角度去理解和看待世界,然而东方古老的历史和文明却是非常璀璨且无法隐瞒的。

      中国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其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尤为突出。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坐二望一”。在疫情大流行背景下,中国在世界经济复苏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是唯一在2020年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已回归疫情前的正常状态。

      另一方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中国作为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因此中国能够迅速实现恢复,是防止疫情造成更大经济危机的关键。目前中国经济规模相当于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的总和,而在10年前中国经济规模仅和日本持平。可以说,在这场危机中,中国从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转变为“生命线”。

      中国经济的腾飞备受瞩目,在国际上也引发了对中国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的不同声音。中国秉持和平发展的治国方略,从未将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他人,在国外开展的投融资项目及基建项目也从未干涉他国内政。然而,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西方大国的经济腾飞都是以输出意识形态、干预他国内政为手段的,因此西方国家不免会对中国产生猜疑。这种疑虑原本完全可以通过加强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解决。然而,西方一些国家却秉持冷战思维,通过组建“价值观同盟”来挑起意识形态冲突,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在我看来,中国的增长正有助于在国际体系中创造新平衡,这对拉丁美洲等南方国家是非常有利的。而这一新现实意味着,中拉双方可以在开放包容的氛围中加强对话交流和文明互学互鉴。

    “一带一路”倡议将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崔守军: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不同经济体、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愈加频繁,而伴随全球化出现的全球性问题也日益凸显。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为应对全球性问题而提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旨在构建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所主张的互联互通在本质上是跨越文化差异、打破文明隔阂、推动文明对话。你们如何看待文明对话的作用和意义?

      罗夫莱多:不同文化和地区之间的对话在国际政治中是必不可少的。在拉丁美洲,人们饶有兴趣地讨论“中国梦”和“回归历史常态”这两个概念。拉美地区同样有着类似的“复兴”思想,中国的“复兴”思想正与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南方国家的“复兴”思想相互激励。

      在拉丁美洲,近现代全球化带来的危机根深蒂固,广泛分布于各个领域。例如,以现代性思想为基础,北方发达国家对南方国家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这一危机从16世纪的殖民时代开始,以资本主义经济和一系列种族、民族、性别和阶层划分为基础。尽管不彻底,但拉丁美洲是第一个在19世纪就开始寻求摆脱这种殖民统治的地区。拉美各国尽管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仍难以脱离西方主导的“中心—外围”世界体系,也难以摆脱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依附性殖民经济关系。西方国家以“榨取式和食利式资本主义”为手段,以种族化和父权制的殖民社会关系为依托,将拉丁美洲置身于依赖“资本主义中心”的“外围政治共同体”。

      全球化危机在两个层面引发了对这种长期支配结构的调整。第一个层面是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带来西方全球霸权的衰弱,这一调整深刻而长远。第二个层面是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出现的大规模社会浪潮推动了社会政治秩序的结构性转型。拉丁美洲对“榨取式和食利式资本主义”日益强烈的反抗,是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和增强国家自主性的突出体现。拉美国家希望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世界经贸秩序,以实现自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总的来说,这些变化旨在改变自16世纪以来在世界秩序中建立的权力关系。

      随着全新多极结构的出现,我们能够想象建构一个多样文化并存、多种文明交融,以更加跨文化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未来国际社会。在这种长远观点的基础上,基于各国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经验,以全球视野促进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对话将尤为重要。在这个全球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扩散的新阶段,国际社会有着建立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多边对话的可能。

      拉美国家有着推动构建尊重多样性、非霸权的百年传统。二战后,拉美地区大力支持非殖民化进程,为联合国的诞生和《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作出了重大贡献,不结盟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值得一提的是,智利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性的南美国家,也是首个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南美国家。2018年11月,智利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伙伴。在历史上,丝绸之路推动了东西方之间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交流传播,是各国人民热爱和平、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在当下,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为世界各国跨越洲界进行文明多边对话提供了平台。

      马索科尼:数百年前,丝绸古道上的商贸往来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沟通,不同文明通过相互交流和学习得以交融发展。当前,各国在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方面的交流是推动文明进步的关键所在。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对基建、交通等方面投资推动各国间贸易发展,同时也为跨文化交流创造机会。这一倡议的关键词就是互联互通。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45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签署了200多份合作协议。许多拉美国家已签署加入“一带一路”倡议。阿根廷也有机会借助这一全新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国际合作平台,改善其在基建方面的不足,进而加强与亚洲地区的联系。这一倡议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与遥远国家之间的基建连接和数字连接,拉近彼此的经济与文化联系。“一带一路”倡议是和平的、包容的,它通过加强国家间的政策协调建立多样化的合作机制,旨在建立一个促进国际合作的全球平台。

      在我看来,“文明冲突”是一个消极的概念。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应该突出文明交流的积极一面,即通过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对话来夯实友谊根基、增进国际合作。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也让我们目睹了很多国家之间的团结抗疫,如捐赠疫苗和医疗器械,举行视频会议交流抗疫知识经验。阿根廷的圣达菲省与中国卫生防疫机构在线举办了卓有成效的疫情防控经验交流活动。虽然中国与拉丁美洲地理上相距遥远,但当下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无疑为中拉之间的友好交流合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

      除此之外,还有学习语言和文化的重要性。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开设外语和外国文化课程,而阿根廷和其他拉美国家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了与亚洲相关的学习和研究中心。随着中文教育的不断发展,如今拉美各国的许多组织都设立了奖学金,鼓励学生前往中国学习。这些人了解中国的语言、文化和特质,可以在拉中交流中发挥桥梁一般的重要作用。

    经贸合作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之船扬帆远航

      崔守军:近年来中拉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双边贸易额已连续三年超过3000亿美元。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向拉美30国捐赠急需的医疗物资设备总共3000多万件,举办经验交流视频会议40余场,还向有需求的10多个拉美国家提供疫苗。中拉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相互支持,促进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向好发展,2020年拉美对华出口在疫情下逆势增长,可以说疫情非但没有阻隔中拉合作,反而使中拉人民的心靠得更近了。然而,中国在拉美的存在被一些西方媒体鼓噪为“新殖民主义”,这不仅抹黑了中国形象,还引起了部分拉美民众的疑虑,对此你们怎么看?

      罗夫莱多:拉美地区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加剧了疫情的影响。至2021年6月,尽管拉美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8.4%,但其疫情死亡病例却占世界总数的32%。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疫苗合作对于挽救拉美众多生命而言至关重要。以智利为例,截至今年7月23日,全国63%的人口接种了疫苗,其中近75%的人口接种了中国生产的疫苗。疫情有力增进了智中两国友谊,也是对西方“新殖民主义”论调的证伪。

      拉中经济合作有望随着双方战胜疫情而快速复苏,且将呈现出不同于疫情前的常态。从地区来看,过去20年中,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融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区的同时,南美洲国家与中国和亚太地区建立了新的结构性经济联系,这种联系随着疫情大流行而不断加深。毋庸置疑,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将继续展现出更大的活力,因此南美洲与中国之间的经贸联系将日益加强。

      未来,中国和拉美必须与一系列国际行为体一起为构建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新发展范式贡献力量。在探寻新发展范式的过程中,最重要领域之一是各国加强在公共领域中的国际合作,例如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议题上达成共识。走向新的区域主义是拉丁美洲发展的内在要求,区域一体化是摆脱危机的关键,拉美与中国的关系将继续对地区一体化进程起决定性作用。可以观察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拉双方利益趋同。拉美国家的投资并不足以弥补基建、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上的差距,而来自中国的投资将有利于拉美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重组,降低该区域面对供应链中断的脆弱性。拉中合作还应推动拉美在后疫情时代的复苏以及可持续发展。当前,拉美面临巩固自身民主制度、扭转社会不平等的转型任务。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拉中合作面临的挑战更复杂更艰巨。

      马索科尼:疫情大流行严重打击世界经济。2020年拉美外贸是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年,下降了13%。其区域内出口下降24%,对美国出口下降14%,对欧盟出口下降13%,但对华贸易量保持不变,某些拉美国家甚至还有所增加。中国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证明,它不仅经济增长强劲、稳健,而且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中国国内消费已成为其经济增长的最强引擎。2012年中国人均GDP不到阿根廷的一半,而今天已经显著超越了阿根廷。如果中国城镇化率能如联合国所预测的那样,从2019年的60%提高到2049年的80%,那么在未来几十年其总消费需求将以稳定的速度增长。到2049年,中国将实现几个重要目标,即成功晋级高收入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中国正在迅速转型为一个进口型国家,每年进口增长超过10%,而出口增长则低于5%。中国的进口食品数额从1997年的40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600多亿美元。肉类、乳制品和海鲜位于进口食品前三位,占进口食品总数额的近50%。2019年阿根廷是中国在拉美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巴西、墨西哥、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2020年中国从阿根廷进口总额达66亿美元,比2018年增加192%,大豆产品占50%以上。几年前这个占比更高,这是由于阿根廷对华出口日益多元化。面对中国巨大的市场,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出口种类更多和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到中国,这就要求更多的阿根廷企业不断创新进步;如何制定面向中国消费者的最优营销战略,这需要阿根廷公司加深对中国市场的了解。需要指出的是,拉中服务贸易合作潜力巨大,例如在软件设计、计算机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生物技术、地质与勘探、纳米技术、航空航天与卫星工业和核工程等领域。

      我不认为中国在拉美的贸易投资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相反,这正是拉美面临的巨大发展机遇。我相信,拉中双方在互惠互利基础上展开经贸合作,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之船扬帆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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