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确定性偏差”

  【长城走笔】  

  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发起“闪电战”。经过短短18天的激战，德军向苏联境内推进了300～600公里，苏军蒙受巨大损失，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和制空权。苏军初期失利，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在“苏德战争何时爆发”这一问题上严重误判。在斯大林看来，苏德战争不可避免，但战争不可能在1941年发生。为什么斯大林会出现误判？因为他认为德国不可能在攻克英国前入侵苏联，因为这就意味着两线作战。而这一认识主要源自一战中德国陷入两线作战招致失败的战争经验。于是，当一系列德国准备攻打苏联的证据放在面前，他顽固地拒绝相信。

  类似的，1973年10月6日爆发的“赎罪日”战争初期，以色列忽略了许多战争征兆和情报预警，导致在埃叙联军的突袭中节节失利，损失惨重。其原因在于以色列情报部门发展了一套名为“概念”的理论，该理论认为1975年前埃及和叙利亚都不会进攻以色列，因为他们要到1975年才有足够的战斗机和飞行员。而这一认识源于一个重要的战争经验：以色列在1967年的战争中取得决战胜利，其空中优势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他们没有想到，这一次，埃及人依靠新型地对空导弹与以色列空军对抗，不需要更多的飞机。

  这些决策失误事件揭露出一个人类大脑固有且普遍存在的认知缺陷——“确定性偏差”。所谓“确定性偏差”，是指人类在决策时“先确定答案，再为答案寻找理由”的心理学现象。如《列子》中的“丢斧子故事”：一个人遗失了一把斧子，他怀疑是邻居偷的，便暗中观察对方举动，结果他越看越觉得对方像小偷；后来他在家中找到了遗失的斧子，再看邻居时，怎么看也不像是小偷了。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人身上。这就导致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所谓“客观理性思考”，不过是为脑中的主观偏见寻求一个合理化的解释。

  为什么人类大脑会存在“确定性偏差”？有两个原因：其一，直觉造成的“认知偏差”。直觉与理性，共同构成人类的思维系统。人类思考时首先启动直觉，只有当直觉无法解决问题时，才会启动理性。直觉的基础是经验。如以色列军方依据过去战争经验，发展出“概念”理论，其情报界的“整体直觉”都建立在这一理论之上。这就导致任何与“概念”相左的观点在直觉环节就被排除了，根本无法进入理性思考环节。即使少数情报分析师发现了真相，也无法改变高层的认知。这充分说明，在直觉错误的情况下，主观认知偏见对决策的影响有多么根深蒂固。其二，维持认知偏差的“确定效应”。所谓确定效应，是指大脑偏爱确定性、厌恶不确定性。从大脑的运行机制来看，“确定效应”有着重要的生理学基础。人类大脑有个基本需要：平息内部矛盾。大脑划分成不同的功能区，不同的功能区之间经常出现意见摩擦。大脑的默认状态就是犹豫不决、存有争议。当大脑内部各个脑区争吵不休时，对确定性的渴望会强制各个脑区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无论事实如何，我们需要的只是让大脑内部达成一致意见。

  这种人类固有的认知特点对决策影响非常大，而这种影响有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尤其是战争决策——作出一个错误的决策，将以成千上万士兵的生命为代价。因此，作为指挥员，一定要了解大脑中“确定性偏差”的存在，并清楚知道如何规避或克服它。因为一旦形成认知偏见，我们就像戴了一副有色眼镜，自动过滤掉那些不符合预定假设的“其他颜色”的证据。认知心理学家指出，克服“确定性偏差”的唯一方法是“鼓励内部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这种方式可以增加看待问题的视角，为决策者提供多样化的观点。例如，“赎罪日”战争之后，以色列认识到他们的问题并不是信息收集，而是情报分析。为了杜绝此类情报失误的再次发生，以色列彻底改革了其情报机构，增设了一个全新的情报分析部门——研究和政治规划中心。新部门地位与摩萨德平等，其任务不是搜集更多的情报，而是完全独立于其他机构对现有信息进行评估，提供独立意见。

  除了吸取多样性观点，决策者还需要对抗直觉偏差。对于指挥员来说，当某种直觉非常强烈，但又不确定其是否正确时，可以尝试借助一些专业的分析工具来验证它。例如，美国情报界的理查兹·休尔曾提出一种“竞争性假设分析法”。其核心思想用一句话来描述，就是“证伪观点而非证实观点”，即通过一些关键情报来证伪错误的直觉，从而消除认知偏见。

  （作者：毛炜豪，系陆军指挥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