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

  杜甫是唐代诗歌巨擘。远祖杜预，乃西晋名将，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可谓允文允武。祖父杜审言，累官修文馆直学士，与崔融、李峤、苏味道一起合称“文章四友”，且成就最高，被杜甫赞为“吾祖诗冠古”。父亲杜闲，曾官兖州司马。可见杜甫家族长期以来“奉儒守官，未坠素业”。

  需要说明的是，到了祖父这一代，因为能诗，杜甫家族便又形成了一个新传统：写诗。南宋赵蕃说：“究其所源流，盖匪一日基。有如审言门，遂至杜拾遗。”元初王义山也说：“少陵元是谁家数，衣钵当初自审言。”家族写诗传统对杜甫影响很深，他在《壮游》一诗中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少年杜甫文名彰著，成了不折不扣的“别人家的孩子”。长安十年困顿，政治理想虽未实现，却使杜甫认清了社会现实，写出了一些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诗歌题材发生了变化，再现了动荡流离的社会现实，具有史的认识价值，被誉为“诗史”。需要指出的是，杜甫诗歌在对社会现实书写的同时，也是对家族诗歌传统的发扬，清人郑鸿评价道：“渊源家学千秋继，不愧诗名在杜家。”

  杜甫育有两子——宗文、宗武，“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舐犊情深可见一斑。“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杜甫一生漂泊不定，贫困潦倒，没有什么财富传诸儿子，况且“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所以杜甫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读书上。由于祖父杜审言与杜甫本人皆能诗，杜甫对家族诗歌传统甚至踵事增华，发扬光大，所以他在《宗武生日》一诗中说：“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希望儿子也能诗，使家族诗歌创作传统薪火相传，以维护家声不坠。能让阅读服务于写诗的最佳经典文本，在杜甫看来无疑就是《昭明文选》了。《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由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编选。萧统死后谥“昭明”，文选即由此得名。《文选》三十卷，所选文章起自周代，迄于萧梁，以诗赋为主，旁及多种应用文类，可谓括综百家，弥纶万品，“撮道艺之英华，搜群言之隐赜”。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说李白“前后三拟《文选》”，清人江湜也说：“唐朝进士科，习传《文选》学”，由此可见唐人崇尚《文选》之一斑。受时代思潮影响，所以杜甫要求儿子“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也就是须精熟《文选》，而不要追求物质享受。“《文选》理”之“理”，清人翁方纲解释为“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是一种道德伦理。其实杜甫未必这么狭隘，这个“理”字更应该是指诗歌创作方法、审美趣味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内涵。在《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一诗中杜甫又说：“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由于杜甫一再对儿子强调要阅读《文选》，南宋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指出：“《文选》中求议论而无，求奇丽之文则多矣。子美不独教子，其作诗乃自《文选》中来，大抵宏丽语也。”可见《文选》在某种意义上说乃是杜甫诗歌创作的武库，黄庭坚谓杜甫作诗“无一字无来历”，葛立方说“杜子美诗善用《文选》语”，赵次公指出杜甫“使字多出《文选》”，看来并非空穴来风。既然自己受用不尽，杜甫要求儿子把《文选》读得滚瓜烂熟，也就不难理解了。

  强调精熟《文选》，在很大程度上是杜甫对小儿子说的。综观杜诗，杜甫对两个儿子的要求不尽相同。南宋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指出，杜甫诗中“无一字及熊儿，故余疑宗文失学。”所谓熊儿，是宗文的小名。其实杜甫也不是没有提到宗文，他曾写过《催宗文树鸡栅》一诗，不过是催宗文干活，而不是逼他读书。所以刘克庄又说：“长子宗文者，传记乃不言其所终，岂竟失学，遂无闻欤？如‘树鸡栅’之类，必非精《文选》者。”杜甫在《遣兴》一诗中称赞小儿子宗武道：“骥儿好男儿。”所谓骥儿，乃是宗武的小名。宗武何以被称赞呢？因为在杜甫眼里，宗武牙牙学语之时就“诵得老夫诗”。杜甫在《又示宗武》一诗中说：“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试吟青玉案，莫羡紫罗囊。假日从时饮，明年共我长。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这年宗武已经十五岁了，孔子有“十有五而志于学”之说，杜甫巴望儿子见贤思齐，学问上能登堂入室，对于儿子创作上的进步和身体上的成长，也表达了作为父亲的欣喜之情。

  杜甫教子，要求精熟《文选》，历代文人对此评说不一，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杜甫教子有成效。南宋黄力叙概括道：“要知是家传，审言以传甫。传之而又传，衣钵传宗武。”这是肯定了杜家诗歌传统，从杜审言到杜甫再到杜宗武一脉相承，未曾断绝。元代李昱说：“已知子可为宗武，更愿孙能继审言。”或许儿子差强人意，但更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希望孙子像杜甫一样，能继承祖父的笔墨遗风。清代屈大均在示儿诗中说：“诗篇能暗诵，汝亦少陵儿。《文选》尤家学，精通及少时。”这是把自己的儿子与杜甫的儿子相比较，同时也予以了勉励。查慎行称“宗武学能传杜老”，则是对宗武能继承杜甫家学表示充分肯定。另一种意见认为，杜甫教子实属无效，因为宗武没有文字传世。反过来说，宗武没有文字传世，就是杜甫教子无效的有力证据。苏轼曾评价儿子苏迈道：“传家诗律细，已自过宗武。”这反映了苏迈在继承家学上胜过宗武，也表明了苏轼对儿子有出息的欣慰之情。南宋高似孙曾说：“杜公训儿熟精《选》理，儿岂能熟，公自熟耳。”这话说得很尖刻，对杜甫儿子鸡不及凤充满了鄙薄与不屑。清初嵇宗孟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忆老杜，誉儿堪鄙。宗武诗谁纪。”因为宗武并无文字传世，故而批评杜甫对儿子的夸耀并不可取。陈廷敬也曾说：“堪笑杜陵《文选》学，但教莫带紫罗囊”，这是对杜甫教子劳而无功的嘲讽。

  杜宗武确实没有文字传世，假如理解为未能克绍箕裘诚不为过。需要指出的是，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很复杂，撇开个人资质不论，单就社会原因而言，在杜甫儿子好读书的年龄，爆发了“安史之乱”，他们被迫和父亲一起辗转漂泊，丧失了读书的机会。刘克庄所谓的：“骥子熊儿俱早慧，可怜失教遂纷纷”，表达的就是这种观点。生逢乱世，人命危浅，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就已经不错了，焉能有别的奢求？尽管宗武并无文字传世，但是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更不能因此否定杜甫教子的努力。孔子曾庭训儿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说：“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苏辙也说过“诗书教子真田宅，金玉传家定粪灰。”可见有见识的古人，都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当然，这种教育如果能超越狭隘的私利，上升到追求真理、见贤思齐和服务国家层面，那就更好了。

  杜甫诗歌再现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被尊为“史诗”，与日月齐辉。作为子孙，他曾以诗歌光宗耀祖，昌大门闾；作为父亲，他对儿子舐犊情深，寄予了厚望。杜甫如何教子，历朝历代都有人就此发表意见，是一个难得降温的热门话题。

  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杜甫家本是簪缨之族，杜甫儿子却默默无闻，似乎印证了孟子的观点。但“诗书继世长”是深深根植于中国人脑海里一种不灭的信念，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教育的重视。正因如此，文化的薪火始终在中华大地上代代相传。

  （作者：朱美禄，系贵州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