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剧变下的经学教育

  今天只要提起皮锡瑞，人们就会想起《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这两部著作，是皮锡瑞为晚清新式学堂编撰的经学教材，一百多年来风行于世，堪称新经学教育的经典，也给这位矻矻穷经的学者带来经学教育名家的桂冠。

  皮锡瑞少时嗜好词章、议论，直到壮年才转向经学。他从训诂、名物入手治经，研读诸经注疏，进而精究今文《尚书》，同时疏证郑玄经注，至晚年融贯群经，创发大义。他一生著述等身，成就绝特，蜚声学林。章太炎曾称赞他的《尚书》研究“抱一家之学，钩深而致之远，上规平津，下模西庄”（《校经生》），夏敬观又表彰他的郑学研究“畅微抉隐，扶翼西汉今文之学，殆超越乾嘉诸儒而为清代经师殿后之一人。”（《善化皮鹿门先生年谱序》）总体而言，皮锡瑞治经虽然宗主今文，但始终坚持“解经当实事求是，不当党同妒真”（《今文尚书考证凡例》），能够融采众长，折中于是，因而学风谨严，持论平实。如徐世昌主编《清儒学案》，即以皮锡瑞“研精汉儒经训之学，宏通详密，多所发明”，专门设立《鹿门学案》，并评析他的经学特色是“博洽精审，亦能折中群言，无所偏激”，可谓公允之论。

  身为经学大师的皮锡瑞，同时也是晚清湖南教育名家。他因家计困窘，光绪十六年（1890）就远赴湘南，出主桂阳州龙潭书院讲席。两年后，得江西学政龙湛霖力荐，皮锡瑞获聘为南昌经训书院主讲，直到戊戌政变后才被迫离职。他教导院生“说经当守家法，词章必宗家数”，大力变革经训书院学风，“一时高才隽秀，咸集其门”（皮名振《皮鹿门先生传略》）。光绪二十八年（1902），久被禁锢的皮锡瑞趁着兴学风潮，受聘创办善化县立小学堂。此后，他相继执教于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师范馆、长沙府中学堂，并一度担任善化小学堂监督，短期代理湖南高等学堂总理，兼任湖南省学务公所图书课长，为湘省新式教育鞠躬尽瘁，有“经师人师”之誉。

  参与新式学堂管理，以及多年讲授经学、史学、伦理等课程，促使皮锡瑞思考经学命运，积极革新经学教育。随着书院改制、科举停废，教育体制迅速更新，经学地位骤降，经学教育陷入空前困境：“今学堂因功课繁多，往往偏重艺能，反轻圣教，经、史、国文，钟点甚少，或且并无经学、国文。”（《皮锡瑞全集》第12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56页）新教育重艺轻道，已使经学课程名实难符，崇尚西学新知的激进派更公开鄙弃经学，皮锡瑞为此痛言：“近日邪说流行，乃谓中国欲图富强，止应专用西学，五经四书皆当付之一炬。办学堂者，惑于其说，敢于轻蔑圣教。民立学堂，多无经学一门；即官立者，亦不过略存饩羊之遗。功课无多，大义茫昧。离经畔道，职此之由。”（同前，第557页）为在新教育中突出经学的地位，他从改善经学课程设置、革新经学课堂教学、编撰新型经学教材等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皮锡瑞曾向湖南提学使吴庆坻当面陈诉“各学堂不用经学之弊”（《皮锡瑞日记》，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653页），又奏请朝廷严饬各处学堂遍设经学科目，或增加课时，“凡学堂不教经学者，即行封禁；不重经学者，罪其监督、堂长，则圣教益以昌明，而所学皆归纯正矣”（《皮锡瑞全集》第12册，第557页）。他以修身、伦理本为儒经所常言，而新的课程体系却是三者分立，滋生各种流弊，因此主张将修身、伦理两科并入经学，“则圣经定于一尊，而歧途不至别出矣”（同前，第558页）。最值得称道的是，皮锡瑞身体力行，用心改进经学教学，舍弃烦琐破碎的治经旧法，只向学生讲解经书中的大义要旨，并以史事、时局作比证，做到深入浅出：“其教授时复不作艰深之论，以苦人索解，于阐明微言大义外，必取与现今时代情势相合与事之关乎政教者，反复发挥，以求通经可以致用”（皮嘉祐《师伏堂春秋讲义跋》）。皮锡瑞革新经学教育的成果，还直接呈现在三部经学讲义中，即思贤书局刊刻的《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以及在他逝世后由家人印行的《师伏堂春秋讲义》。其中宏观上借史立论的《经学历史》和具体指点治经门径的《经学通论》，上下千古，独具裁断，不仅对中国数千年经学加以全面总结，更为新体制下的经学教育提供了理想教材。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开篇指出：“凡学不考其源流，不能通古今之变；不别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他分十个时代论述历代经学的嬗变，析其源流，辨其得失，尤其针对“自新学出而薄视旧学，遂有烧经之说”，特意强调“立学必先尊经”，同时力言经学简明、有用、易学，表达了在新教育中延续传统文化慧命的强烈信念。意犹未尽的皮锡瑞，接着编撰《经学提纲》，稍后定名为《经学通论》。他在序中明言：“前编《经学历史》以授生徒，犹恐语焉不详，学者未能窥治经之门径，更纂《经学通论》，以备参考。”对于中国二千多年经学的源流、正变，《经学历史》作了一次纵向的回顾，《经学通论》作为续编，则从经学的内层作了更详尽的归结。它依五经分卷，各卷再按议题设篇，“条举群经之旨”，分别对《易》《书》《诗》《三礼》及《春秋》三传的成书、流传、义例、要旨，和历代注解、考订、诠释的得失，以及今古文、汉宋学分立互争的是非，作出简要梳理和精辟论述，还特别指示治《易》、通《书》、读《诗》、习《礼》、明《春秋》的方法，开列研读各经的书目，“俾学者有从入之途，而无多歧之患”，为初学者提供治经的基本理念、学问根柢与关键知识，企望“使天下生徒尽通经术”。《经学通论》议题鲜明，取材丰富，分之为209篇经学专题论文，合之则不啻是一部经学小百科。周予同认为皮锡瑞“学术门径很清楚，善于整理旧说”（《经学历史序言》），用来评价他的经学教育成就，确是深得要领。

  皮锡瑞晚年的经学教育，既凝聚了毕生研治群经的学术成果，吸取了南昌经训书院的教学经验，又因应着晚清的时代剧变，“思殚炳烛之明，用救燔经之祸”（《经学通论自序》），将纷繁复杂的古代经学加以清理、总结，含英咀华，化繁为简，形成提纲挈领式的专题论述，开启了近代经学通识教育的新路。民国以来涌现出一批经学通论或十三经概论性著述，纷纷效法或直接吸收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尽管有些经学教材后出转胜，但迄今为止，皮锡瑞这两部脍炙人口的经学讲义，仍是引导人们进入中国经学殿堂的入门读物，甚至被列作高校文科院系研究生的必读书目。

  （作者：吴仰湘，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