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论诗重实求真及其对叙事传统的贡献

  就词义的基本逻辑与大概而言，抒情与叙事，一偏于个体和主观，一偏于群体和客观，一向内指向心性情感，一向外指向社会群体。因此，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首先是诗歌在叙事中形成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如《诗》“六义”中的“观”“群”，诗教中的讽喻和规谏，诗与史的互文和互证，等等。与此相关，人们将诗看成严肃而崇高的文体，诗不苟作，诗必征实，读诗须知人论世，等等。其次，诗歌叙事传统，又是在诗歌叙事中发展出的写作传统，或者说一种诗歌的叙述传统，包括抒情、说理诗的写作，都离不开叙述。

  从这些方面来看，《文心雕龙》对诗的现实性、真实性的论述，对诗歌写作语言逻辑、层次结构上的叙事批评，等等，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的认识，有必要略作抉发。

  现实性是儒家诗学的根本，这一“现实性”，其精神就是重实求真，包含且大于今天所说的反映社会现实。抒情有“诗言志”，有“美刺”“比兴”，然抒情的“真”要与缘事、叙事相结合，方得以落实。《诗大序》阐释“诗言志”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接着便说“治世之音”“乱世之音”如何如何，就是将抒情、叙事合而论之。《文心雕龙·明诗》也以“诗言志”开篇，并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与“持人性情”结合，导向对诗的思想性的要求。那么，情志又源自哪里呢？刘勰对此前的“感物”说作了改造和微调。比如在陆机那里，感物是“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落脚点在自然节序的变化，而《明诗》篇虽云“人秉七情，应物斯感”，然旋即将“物”转到历史和人事，这就将诗歌发生论从“感物”引向“缘事”。

  从葛天氏《玄鸟》到《三百篇》，《明诗》篇举的都是历史大人物的功过是非。《玄鸟》是葛天氏《八阙》中的第二首，从《载民》《玄鸟》《遂草木》到《建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葛天氏的八首歌，记叙了上古安民、劳作、祭祀、庆祝完整的生活生产过程。每首诗虽未必都是叙事文本，然具有叙事性，八首前后贯连，则是首尾完整的历史神话叙事。再看后面：“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顺美匡恶”即美刺，美刺固然叙事抒情均可，然将“大禹成功”与“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与“五子咸怨”前后相连，就构成事与情的因果关系，事在诗中的根本性地位，则不言而喻。

  在这里，缘事也包含着叙事。“九序惟歌”，见《尚书·大禹谟》“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序”“叙”相通，即叙九功而歌之。《文心雕龙》多处引到此事，《原道》篇云“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时序》篇云“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均是先叙大禹功绩，再写“九序”之歌。歌因事起，事必有征，是刘勰对诗歌之发生及其功能、属性的基本认识。

  缘事是诗歌之发生，而叙事与反映，则是诗歌之内容及其具备的效用，二者具备深广的反映功能，契合了“观风”的诗义。如上述“大禹成功”“太康败德”作为“九序惟歌”“五子咸怨”的根源，此为诗之“缘事”；而“九序惟歌”“五子咸怨”分别映照着“大禹成功”与“太康败德”，此便为反映，从而具备“观风”的效用。又如《时序》篇：“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德盛”所以“《周南》勤而不怨”，“化淳”所以“《邠风》乐而不淫”，这里就有“缘事”的因素，而反过来，从“勤而不怨”到“德盛”，“乐而不淫”到“化淳”，就是反映，足以“观风”。

  对于“事”，刘勰又看重其真实性。《宗经》明标诗文“六义”，就有“事信而不诞”。《辨骚》篇批评屈辞“托云龙”“说迂怪”等“诡异之辞”“谲怪之谈”，从反面确认诗文中“事信”的原则。这里的“事”，虽多属于“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的事类，然征事尤且求其信实，亦足见刘勰论诗求真务实的立场。

  当然，真实性并不限于“事”，也是对“情”的要求，刘勰推崇“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强调“情深而不诡”，极其重视情感的真实性。而情感的真实性，又来源于诗人生活体验的真实性，最终还是和“事”相关。建安诗歌“志深笔长，梗概多气”，一源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时序》）的社会背景，二是文人集团诗酒唱和、指点江山，所谓“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与特定的创作环境和叙写内容有关。情真在于事真，尽管这“事”，未必就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现实，然社会现实作为创作背景，激发诗人的情感和抱负，在宴饮酬唱的日常生活中，表达和抒发出来，则是确定无疑的。《哀吊》篇论哀吊文，强调因情立文，而情又须符合人、事，能够“极其心实”。“幼未成德，故誉止于察惠；弱不胜务，故悼加乎肤色”，对于夭折之幼弱，无德行和功绩可言，就哀悼其聪慧和容貌。换言之，有德行功绩者，则须叙之以尽情实。“或骄贵以殒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无时，或美才而兼累”，根据不同的情况，“追而慰之”。贾谊吊屈原，一方面由于切身的经历和体验，另一方面善于剪裁，“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选择事例精核，成为哀吊文的典范。情之悲喜哀乐及其浅深真伪，建立在具体人事之上，“情深不诡”以“事信不诞”为基础，相互依恃，方能相得益彰。

  情、事的真实，最终都是通过文本体现出来，叙述至关重要。《文心雕龙》总体而言，是论各类文体之写作的。其对叙事传统的贡献，最重要的便是叙述方法、诗文的篇制结构等。因情立体，即体成式，事核言简，文资确切，等等，在文体论、风格论与创作论的相关篇什中，屡次被予以强调。叙述是情深、事信得以达成的技术手段。

  从上述简单的梳理可见，事与叙事在《文心雕龙》里的重要地位，是建立在现实性和真实性这两大要素上的。现实性是儒家所特别强调的诗歌的重要功能，集中表现在“美刺”与“观风”上。真实性是现实性的前提，又与现实性相互交叉、融合。真实性包含事、情、景等的真实，但最终还是会落实到人、事。二者体现了刘勰论诗重实求真的原则，导源于刘勰崇儒宗经的文学观。

  （作者：李翰，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