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如何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北京京剧院今年上演的张正贵、陆蕾新编的神话京剧《嫦娥奔月》,态度诚恳谦谨,艺术通透高妙,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映现时代需求的好戏。
该剧结构上以“射日”“闻病”“同心”“飞仙”“遥寄”“说仙”“救凡”“团圆”七场一序幕为线,明丽婉转地演绎了一个唯美、浪漫、善良、团圆的故事。这个故事虽然家喻户晓,但在戏曲舞台上的传承度与“白蛇传”“梁祝”“牛郎织女”相比还远远不及。尽管梅兰芳先生曾经搬演过此剧,遗憾的是未能很好地流传下来。此次新编的这版神话京剧《嫦娥奔月》,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全新创意,无论是故事内容、结构、人物还是舞台呈现,此版本都做了大幅的改编和新颖的架构。尤为可贵的是,该剧把“传承弘扬”和“创新创意”的两翼做得相当熨帖,让我们看到了主创对艺术市场和时代精神的深刻把握。整体看,这一版本的“嫦娥”呈现出神话故事的再解读、人物精神的再诠释以及舞台表达的唯美浪漫等新的创作元素的全方位融入,同时这创意并非平地起高楼,而是在坚定的文化自信的滋养中所生长出来的大树。
神话寄寓了人类关于世界本源性的思考,是人类解释自身以及自身所生存环境的文化创造。在中国的四大神话之中,嫦娥奔月是极受民间欢迎的故事,也是文艺作品最擅长演绎和刻画的对象。细究其因,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有一脉偏向阴柔的和谐文化,濡染这一文化的厚重底色是潜在的民族心理。洪荒年代,原始先民面对无力抗拒的大自然,痛彻地认识到了自身的局限,这也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为了挣脱局限实现自我超越,“飞天”成为一种梦想,也构成了一个民族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嫦娥奔月”这一主题,折射了这种无意识,成为文艺作品的永恒话题。
不过,在历史的流变过程中,嫦娥是“偷药”还是“被迫吞药”是有不同版本的,每个版本背后又寄寓着不同的叙事逻辑和价值取向。笔者以为,这一版本是对神话文本及其相关历史素材进行系统分析后的全新阐释,它契合了当代人的审美期待,比如对承受苦难而又善良的女性形象的礼赞,对家园故土安稳和谐的祈盼等。所以剧中对“仙”的解释格外能引起当代观众的共鸣——“一旁为人,一旁为山,人有仙,只盼靠山稳;仙有人,长受人间供奉心。”这里,仙乃是人的靠山,人仙之间不再是不可跨越的“雷池”,而是相互依存的所在。该剧的结尾处理得也甚为巧妙,后羿成为司日将军,每年此时定为中秋佳节,两人在广寒宫相见。这样的“懿旨”是百姓所期待的,有情人不仅跨越了生死,而且跨越了天地,跨越了禁忌。作为应节戏,它也更加圆满,更加喜庆。
当然,文本虽为一剧之本,却还只是一个基础。没有高度还原的二度创作和演员高水平的表演,文本是没有生命力的语言文字。新编神话京剧《嫦娥奔月》的二度创作目标清晰、定位精准,在遵循“守正创新”的原则下力图展现好听、好看,有技艺、有神韵的艺术呈现。
“守正”方面体现在多个维度,首先是对梅派京剧的继承和弘扬,本剧作曲也是唱腔设计朱绍玉先生特别将梅兰芳先生流传下来的两段唱腔“南梆子”“西皮原板”进行了精心的保留,并借鉴了传统经典剧目中的优秀部分,融合了少量的昆曲元素。其次,在行当上有明显的多维度呼应,生旦、生净、旦丑、丑丑的全方位搭配,体现出对传统京剧的烂熟于心,并能做到出神入化地运用。再者,京剧的程式运用巧妙而得体,烘托了情感也推动了剧情,特别是“抢药”“飞天”两场,水袖、台步与音乐、唱腔的完美结合,使得该剧很好地发扬了梅先生“移步不换形”的美学精神。创新方面,“月饼歌”是该剧在音乐上的最大创新。这种京歌式的音乐表达特别能吸引年轻观众,剧中巧妙地运用了前后呼应的方式,直到最后谢幕达到高潮,也强化了观者的视听效果。除后面专门要分析的舞台美术方面的创新外,该剧特别好地体现了“歌舞演故事”的艺术特色,比较突出的“画眉序”“花镰舞”“月饼舞”三段舞蹈的设计,从人性、情感和程式出发,细腻、质感地烘托了氛围,使得全剧不仅在音乐上具备了流动性,而且在视角上也拥有了空间的流动感。
戏曲是综合性最强的艺术形式之一,理论研究者都很清楚其构成的复杂性,但是每每进入评论阶段,从文本分析的人最多,从表演分析的也不少,但是从舞美的角度去深入研究当前舞台艺术的评论却不多。这主要是因为舞美所囊括的东西太多,除大家所熟知的服、化、道、声、光、电这些越来越细的分工外,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舞美的核心不在于各部门的分工,而在于他们的合作。只有“化万为一”的精神,才能使得一个剧的所有亮点都聚焦在演员身上。最终我们看到了戏的精、深、美,看到了艺术,看到了意犹未尽与回味无穷。
新编神话京剧《嫦娥奔月》的舞美设计是大胆的,也是创新的,是创造性转化的。写意的山石、夸张的月亮、流动的云以及线条勾勒而成的楼台亭阁,首先是对人物的烘托,其次是对视觉空间的强化,再次体现出对“大写意”“大舞美”“大空间”的审美追求。因为这样的审美目标,整部戏虽然亮丽,但是没有景的堆积感,整体风格是通透的,也是深远的,又暗合了戏曲的空灵美,做到了艺术与科技、设计与设备的弥合。因为这种空灵,观众在欣赏剧目时是舒适的、欢愉的,不仅有审美的空间,而且有思考的余地。于是古老的神话在载歌载舞中获得了新的生命。
(作者:景俊美,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