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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岁的郭汉城先生安详地离开了我们。寿高德大的仁厚长者已然化作永恒的记忆，成为指引一代代戏曲人学术和艺术工作的精神标的。正如先生在2015年所作的《百岁辞》中所说：“清清小河水，潺湲日夜流。东西南北路，春夏秋冬求。”他终身坚守在戏曲研究领域，生命如坚韧不竭的清流，不逐浮华，不慕名利，滋养着戏曲不断扩容的艺脉，维护着戏曲不断延展的航程。
中国戏曲千年发展历史上有一个优秀的传统，即理论与实践始终相伴，理论与实践彼此推进。戏曲在宋元以降趋于成熟，随之而产生相对完善的理论，在戏曲的声韵、格律、音乐、文学、演唱、表演、演员、观众、历史、民俗等领域，不断进行著录总结和学术升华。艺术实践与理论研究相辅相成，逐渐形成完备的古典戏曲艺术体系和精深的古典戏曲理论体系。随着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以王国维先生开辟现代戏曲史学为发端，大量戏曲学者在百余年间通过学术与文化的多元建构，共同缔造出独立而结构谨严的中国戏曲学。在戏曲学术建设推进过程中，百余年间的现代戏曲实践有效地拓展着戏曲的古典体系，也别出机杼地形成了戏曲的现代体系。郭汉城先生和他所追随的张庚先生，便是这个体系的重要奠基者。
田汉先生在1957年《戏曲研究》创刊号上强调，要将戏曲作为“科学的研究”，确立“向遗产学习、向舞台学习、向艺人学习”的研究方向，这成为戏曲学术发展的新空间。刊物所在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以及其之后成立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即秉持这个方向，将戏曲研究视角转向活态的戏曲、舞台的戏曲以及由人的创造所传承的戏曲，并且致力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发展理想。这一转向改变了数百年来文化精英从旁观照戏曲的理论思路，从戏曲艺术本体进行自身的规律建设；当然也改变了中国戏曲“学院化”的研究趋向，从“实践性”的立场，将既往的研究成果和对当下的学术观照，融汇到戏曲发展的实际工作中，做到了案头与场上、理论与实际的兼善兼美。这一转变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基于戏曲改革和戏曲建设而进行的学术拓展。张庚先生和郭汉城先生因应着时代的需要，通过共同主编《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以及组织推进《中国戏曲志》《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等里程碑式的学术工程，构建起相对完备的中国现代戏曲理论体系、现代戏曲学科体系，实践着自身秉持的文化理想，实现着对于中国戏曲有序传承和有效发展的远景规划，同时培养出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戏曲学术团队，也培养出了文化系统中的戏曲研究力量，在七十年间焚膏继晷，薪火不绝，星火燎原。
郭汉城先生在现代戏曲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建设中承担了重要的组织协调工作，他的学术功勋是在中国戏曲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也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学术团队共同推进理论体系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郭老的学术成果延续并呼应着张庚先生在《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中所标举的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化”主张，尤其是他在《现代化与戏曲化》一文中提出戏曲现代化“就是要使戏曲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表现时代生活，反映时代精神，无论历史题材还是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都要符合今天人民的思想感情、美学观点，归根到底，是要戏曲艺术更好地为今天的人民服务”，特别强调“戏曲现代化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环，是要使戏曲这种古老艺术能够表现现代生活”，这一定位侧重的正是包括现代戏创作在内的现代戏曲建设中的难点困境。他以时代性和人民性的立场，概括了张庚先生以及同代戏曲人致力于现代戏曲建设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共识。
同时，他更加冷静理性地面对“人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戏曲（包括内容和形式）？如何被他们接受？”之类的问题，提出“尊重艺术本身的规律，要从长期的探索实践中去逐渐认识和掌握规律”，并且指出戏曲现代化“不仅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也是一个集体性的任务”，需要“艺术创作者、行政管理工作者、戏曲理论研究工作者、舞台技术工作者的协同一致、通力合作”。在这篇文章中，他立足于戏曲改革向戏曲建设的转型变化，更加明确地标识出“戏曲化”在现代戏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以生活与艺术、人民与艺术的辩证关系，强调“生活的变动推动着戏曲的变化，是戏曲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广泛的群众性，是中国戏曲人民性的最深远的根源，也是中国戏曲仍能与今天人民相通的历史纽带”，指出戏曲现代化要丰富、发展剧种特色，要实现“统一步调”的集体创造，要坚持“三并举”的剧目方针。
《现代化与戏曲化》中的上述观点，以及郭老针对戏曲政策和剧目创作进行的诸多理论成果，延续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戏曲发展立场，也回应了八十年代初出现的戏曲实践困惑，并且对今天的戏曲工作更具指导价值。应该说，张庚、郭汉城二位先生面对戏曲生存发展所坚持的“民族化”“现代化”“戏曲化”三个学术坐标，正是他们带领几代戏曲研究团队把握戏曲理论体系建设时的三个基本立场。中国戏曲理论体系建设由此成为民族化的、现代化的、维护并拓展了戏曲艺术遗产的活态化的理论体系。郭老有句名言：“我正式参加戏曲工作，已经六十多年，六十年中我只说了两句话，前三十年我说：戏曲好，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还说；后三十年我说：戏曲不会亡，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还说。”这种反复讲述的“戏曲好”和“戏曲不会亡”，正代表着他对戏曲民族化发展道路的坚定立场。
郭老的戏曲理论与他的政治信仰和文化初心密切相关。先生自幼深受民间戏曲和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南北，最后在陕北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仰，他历经教学、行政工作，同时创作诗词、戏曲，在新文艺工作和旧戏观念冲突实践中，最后被传统戏曲文化所折服，用一生的努力，在党领导的戏曲事业中探索传统持续发展的规律。先生投身戏曲工作之前，用近四十年的生命寻找并掌握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戏曲规律，这让他在之后六十多年的戏曲理论工作中，和张庚先生一起，带领中国戏曲稳健地探索着持续发展的道路。郭老百岁生命融入了中国戏曲千年艺术命脉，也让现代戏曲以鲜明的理论形态拓展着中国戏曲的千年文化命脉。
（作者：王馗，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戏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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