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开来的明清兵学

  明清兵学是我国古典兵学发展史的最后一环，担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在特殊的内外际遇之下，兵学在明代晚期和清代晚期都迎来了空前发展的繁荣期。不同类型的兵书纷纷诞生，仅就数量而言，毫无悬念地占据着历史之最。著述空前繁荣，是明清兵学取得快速发展的最佳注脚；新型兵书不断诞生，则是兵学尝试完成转型的直接证明。

多路向的发展

  历史进入明代之后，兵学研究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更有质量的兵书大多诞生于明代中晚期。这一现象的出现，多少与明廷当时面临的外患有关。名将戚继光著作《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就是为了探研抗倭御敌之策。他对于战术层面的探讨和总结，尤其值得称道。郑若曾编撰《筹海图编》，也就海防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结合抗倭战争之需总结海洋战法。明代中晚期的兵书，大多关注海防问题，对海战战术有不同程度的探讨，这对传统兵学形成了很好的补充。茅元仪所撰大型兵书《武备志》，其中也有不少篇幅论及海防。主张海防、江防并重的茅元仪，著述兵书还有抗击后金的目的，他一度由此而获得了孙承宗的重用。

  军事科技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兵学的发展。在明代，造船技术、兵器技术，尤其是火器技术，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造船技术的进步，一度给了国人以拥抱海洋的机遇。火器技术的提高，则推动了兵学理论发生改变。随着火器种类的不断增加，明军开始设立专门的火器部队，战法也围绕火器而制定。因此，军事学术、战术思想及建军思想等，都在快速地发生变化。明代兵书中也有不少围绕火器而展开，如《火龙神器阵法》《火攻挈要》等，在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新兵种的建设与训练、战术与阵法的设计等方面都有探讨，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传统兵学发生转型和变革。

  还需要看到的是，军事地理研究也在其时获得重视并取得重要进展。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系统探讨军事地理，通过对区域地理的研究并结合军事历史的深度分析，揭示了兵要地理研究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也将军事地理研究推向了高峰。这一论题得到了清代学者的持续重视，就此产生了灿若群星的地理学研究专家。全祖望、阎若璩、高士奇等一大批学者，都曾对地理学、军事地理学或沿革地理，有过精深研究，并且不乏独到见解。

  明清时期，文人论兵的传统得到了延续。文人论兵不全是书生之见和纸上谈兵，未可轻易否定。因为文人具有相对较高的知识水准，他们探研兵学和著述兵书的思辨性和思想深度等，都不容忽视。王守仁、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著名学者，都曾因为各种原因投入地研究兵学，对古典兵学的发展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明清时期较为出色的兵书，如《投笔肤谈》《登坛必究》《兵经》《运筹纲目》《武备志》等，大多属于文人论兵之类作品。它们的结伴出现，极大地提升了明清兵学的总体水平。

传统兵学的被动转型

  明朝末期，传统兵学不仅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局面，也一度获得转型的契机。遗憾的是，这一发展进程意外地因为封建王朝的更迭而被瞬间打断。迈向近现代的兵学转型再被提起时，已是两个世纪之后的事情。

  体系庞大的辑录体或辑评体兵书也在明代晚期陆续诞生，尝试对古典兵学进行系统梳理和阶段性总结，似乎在暗示着古典兵学理应就此走向终结，并迎来转型和新生。何汝宾的《兵录》、唐顺之的《武编》以及王鸣鹤的《登坛必究》等，都存在着这一特点。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则是茅元仪所撰《武备志》。这是一部大型辑评体兵书，在着力于“录”的同时，也致力于“评”，尝试对古典兵学进行更为系统的总结。该书在考镜源流和发掘兵典要义的同时，也尝试通过研讨兵学来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

  传统兵学转型良机在明末不幸丧失是因为明帝国的崩溃和瓦解。在经过大大小小的拉锯式战争之后，文化相对落后的后金军打败了明军和起义军，也随即打断了传统兵学迈向转型的进程。入主中原之后，清统治者对于中原兵学表现出极度的不屑，也对兵学研究有意进行打压。康熙本人便多次摆出胜利者的姿态，带头贬损中原兵学，斥之为“纸上谈兵，无益于事”（《清圣祖御制文集》卷二十七，杂著，讲筵绪论）。在《四库全书》中，兵书难得一见。种种铁腕政策的推行，加速推动着传统兵学走向衰落。到了晚清时期，随着国运的衰败，西方列强陆续入侵，已经处于落后局面的清廷依旧以天朝上国自居，致使清军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丢盔弃甲。与此同时，人们也渐渐发现传统兵学已然落伍并难堪大任，张之洞曾斥之为“诡诞不经”和“多空谈”（《书目答问·子部·兵家》），徐建寅也痛感其“半多空谈，不切实用”（《兵学新书·自序》）。

  当时西方列强不仅是在武器装备上占据优势，同时也在部队编成、战争观念和战略战术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此后，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清政府大力建设海军，大量译介和引进西方兵学著作。虽说总体成效不大，但也深刻刺激并强力推动着中国传统兵学的转型，近代化的军事变革也开始由理论层面逐步走向实践层面。在引进西方战舰和火器技术的同时，清政府也逐步开始学习新式的养兵练兵之法，探讨和研究新型的战争之法。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传统兵学竟然就此被动地迈入转型期。王尔敏曾经指出：“近世中国之日益讲求兵事，当以西方冲击为原始动力。”（王尔敏：《清季军事史论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正是西方列强在军事和文化上的全面入侵，刺激并推动我国传统兵学的转型。这是悲哀和无奈，同时也是鞭策与警示。

道与术（器）的升降

  明清兵学一方面需对既往传统军事理论等完成初步的整理和总结工作，另一方面则需要为迈向近现代的兵学转型做好准备和铺垫。特殊的内外部环境和历史际遇等，都使得明清兵学留下曲折多姿的发展轨迹，其中最明显的特征则是道与术（器）的升降。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兵学长期受到孙子的深刻影响，更重视“兵权谋”之类的“将帅之学”。在明清时期，“言必称孙子”的现象同样存在，但传统兵学已经更多地由“重道”转向“重术”和“重器”，也在战术层面获得重要进步。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堪称这方面的代表。明清兵书结合火器而进行的战法研究，同样体现出这一特点，《火龙神器阵法》《火攻挈要》等兵书既“重术”，也“重器”，已不复孙子之类坐而论道。抗倭战争中明军对海战战法的探讨，孙承宗等人对于车战战法的研究等，也都极大地丰富了战术理论。

  到了晚清时期，兵学转型则经历了“由术而道”或“由器而道”的历程。在起初阶段，清廷只承认自己在“器”的层面处于落后状态，只是暂时屈服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并在很长时间之内都以“师夷长技”（《海国图志·叙》）作为目标。随着时间推移，有识之士开始从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更深层面寻找败因，洋务运动由此而发起。国人在努力发展军工之外，也注意改变思想观念、军队建制和训练方式等，更充分地吸纳西方近代军事理论。《海权论》等著作得到翻译和引进，西方军事学术渐对中国军事界产生更深刻影响。《兵法新书》等近代化兵学著作相继诞生，标志着兵学转型由此而迈出实质性步伐。从寻找利器到寻找思想，这正标志着兵学研究发生着“由术而道”或“由器而道”的转变。传统兵学既肯接受西方近现代军事理论的改造，自身的合理内核也有机会获得新生。

  （作者：熊剑平，系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