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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29日 星期一

    《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

    作者:宁稼雨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29日 15版)

        竹林七贤图 范增

        《世说新语》(全文全注全译全解) 宁稼雨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世说新语》(全文全注全译全解)所依据的底本——光绪十七年(1891)思贤讲舍刊本

      【著书者说】

      近日,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笔者编纂的《世说新语》(全文全注全译全解)。这是一个与学界论著不同,面向大众的读物。

      所谓“全文”,是指本书选取了《世说新语》原书的全部原始文字。“全注”,是指本书没有采用《世说新语》原书中的梁代刘孝标注,而是针对今天的读者在阅读古文时可能遇到的障碍,如重要人名、地名和典章制度乃至艰涩的古汉语词汇等,重新做注释。“全译”,是指该书为全部原文做了白话文翻译。而“全解”,笔者认为是本书的亮点——在每一条故事后面,加上点评和导读,这些点评、导读,是笔者多年来研究《世说新语》和魏晋风度的心得。能够把这些原本深藏在学术象牙塔的成果,以通俗的语言与大众分享,可谓幸甚。

    “名士教科书”

      为什么在《世说新语》问世已逾一千多年,且现有图书市场上已有琳琅满目的关于该书的作品时,还要继续推出其全文全注全译全解版呢?笔者思索,这也许与今天的编纂者对该书的期待有关。

      大约70年前,翻译家傅雷先生给他远在欧洲学习音乐的儿子傅聪写信时,说过这样的话:

      “你手头没有散文的书(指古代散文,作者注),《世说新语》大可一读。日本人几百年来都把它当成枕中秘宝。我常常缅怀两晋六朝的文化风流,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摘自《傅雷家书》)

      作为一位一生致力于译介西方文化典籍的中国翻译家,给自己学习西方音乐的儿子写信,却特别强调《世说新语》代表的中国文化精神,这除了能够说明父子二人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之外,还说明傅雷这位文化大家认为——《世说新语》所代表的两晋六朝风流,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

      那么,《世说新语》是一部什么书?它果真具有这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吗?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403-444)编纂的一部笔记体小说,它可称为一部东汉至魏晋文化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国古代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书中主要收录东汉至东晋之间士族文人的言行轶事,内容大都采集汉魏以后的笔记小说和诸子、史传散文中的故事成分,广泛反映了当时的风尚习俗。尤令人瞩目的是,书中以大量篇幅记载了魏晋文人的清谈玄学和人物品藻的活动。与玄学和清谈活动相关,书中还记载了很多魏晋文人在苦闷的精神状态下的放达行为和奇妙玄远的言行,反映了他们的审美情趣、人生态度和鲜明个性。这些言行,代表了魏晋文人的精神,是“魏晋风度”的真实写照,以至于鲁迅也认为,它是一部“名士教科书”。

    与风流共鸣

      按照文化批评的观念,在当前多元化的世界,单一的生活内容和重复的行为方式,足以使人们生理厌倦和审美疲劳。然而,用什么去抚慰疲劳、冲淡厌倦,却见仁见智。

      魏晋名士风度,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滋养我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

      诚然,积极理想、远大抱负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主要色块。然而,对于较多青年朋友们来说,缺少的并不是正面积极的人生引导和理想抱负教育。笔者认为,他们比较缺少的,倒是遇到坎坷和挫折之后的一份承受能力,一份平衡自我心态的素养,甚至遇到重大变故的应对能力,尤其是面对人生福祸荣辱的一份平常和超然心态。魏晋风度,或许刚好可以成为自我意志和精神建构的补充。

      魏晋时期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造就了魏晋名士的独特群体人格精神。其主流价值取向就是,以超然的精神追求取代现实的物质欲求;以个体的自由洒脱取代社会意志的规矩樊笼;以士人的道统良知取代皇权的势统控驭;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取代现实功利的人生态度。这些特征固然不应该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所需要全盘吸收和继承的品质,但它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亮点,中国古代士人曾经有过的骄傲,其参照和借鉴价值还是不言而喻的。

      何晏王弼之谈,出神入化。王谢大族堂前,簪缨不绝。刘伶轻狂、阮籍醉酒,竹林名士放诞不拘。顾恺之写照传神,谢道韫巧对诗句,东晋名士大展才艺……

      这些脍炙人口的魏晋人物故事,历代为人们青睐,千百年来广为传诵,本不足为奇。在今天,我们的生活环境与魏晋时期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人们对魏晋风流向往的风潮和力度有增无减。这恰恰说明,我们在心灵深处与魏晋风流有共鸣。

      渴望自由是人类的天性,然而任何人类社会对自由的许可容纳都会采取必要的限制。如果说,封建社会对人的自由限制多半基于专制管理需要,那么现代社会的限制则是出于对人们环境安全的考量。物理的限制是一方面,心灵上的痛苦(亦可视为“限制”)则更为多见。于是,受到限制时寻求自由则成为古今乃至中外人们的共同之处了。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的人们青睐魏晋名士的洒脱不羁,并非没有缘由。

    “道优于器”现于言行

      我们还时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太有才了!”“有才”,其实也是一种时代心声:现代社会的进步,对个人的才华和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渴望才能、欣赏才能、实现才能是每个时代弄潮儿的愿望。以有才之士的能力、行为、故事作为榜样,分享其成功的愉悦、体味其过程的艰辛,也是时下的常见之举。何况,王羲之、顾恺之、谢道韫这样的风流名士,比起当今某些领域的明星,更为德才兼备呢?

      当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财富的认知。人们在拥有物质财富之后,如何追求精神世界的充实和富有呢?一个人物应该有怎样的内涵、气质和举止呢?被誉为“名士教科书”的《世说新语》里,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然而,笔者想说的是,表面可见的风流,仍不过是魏晋风流的皮毛。魏晋风度的内在魅力,在于它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优于器”和“得意忘言”的高深哲学理念,演绎成一种具体的人生实践过程。

      于是,那种放诞不拘、潇洒飘逸、旷达超远的气质风采,也就不仅是一种历史过程,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兰亭序》那样的审美价值和永恒魅力。当人们为现实得失而烦恼、为理想暂时失落而沮丧时,当人们得意忘形时,魏晋风度永远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心灵深处的尘埃,使我们精神得到荡涤。从他们那里,我们不仅能得到美的享受,更能得到人生的给养。这也就是历代文人不绝如缕地倾倒于魏晋风度的理由吧。

      (作者:宁稼雨,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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