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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史学者傅申先生说过，董其昌的很多画是在船上作成的，这条船便是“书画船”。江南交通“靠天然河道和密如蛛网的运河”。古代的绘画中心南移之后，书画家出游每以水路为主，船的容积可以比较大，能够放置书桌；船行河上也比较平稳，适宜写字绘画。所以“书画船”也就慢慢地成了古代中国书画家特有的一个传统。宋代米芾就有“书画船”，明人董其昌尤其成了这一个传统里的代表。
船行平平静静的河上，固然是可以作画的一个外部条件。画家恬适的心境，更加是形塑“书画船”传统的精神因素。陈继儒《岩栖幽事》里说：“住山须一小舟，朱栏碧幄，明棂短帆，舟中杂置图史鼎彝……”这是一种对应于这样的精神气质的文化趣味。
20世纪中国的文艺家里，能够遗传中国古代书画家的这份精神气质，得着这份坐船的趣味的，丰子恺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显例。
大运河流经浙江桐乡石门，由南朝东拐了个湾——石门湾。清光绪二十四年，农历九月二十六日，公元1898年11月9日，丰子恺就出生在这个江南水乡的石门湾。
子恺先生后来离开故乡外出工作，常常会回想起运河畔的生活。
“运河大转弯的地方，分出一条支流来。距运河二三百步，支流的岸旁，有一所染坊店，名曰丰同裕。店里面有一所老屋，名曰惇德堂……”这是子恺先生1939年9月6日写成于广西思恩的随笔《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里的文字。丰同裕是丰家的产业，惇德堂是丰家的住所。子恺先生说他抗战流亡中，每逢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石门湾的消息，晚上就会梦见故国平居时的旧事。子恺先生三十岁时，靠了自己的一支笔，在惇德堂里面盖起了缘缘堂。堂名“缘缘”，也属无意。丰子恺在小方纸上写了许多自己所喜欢且可以互相搭配的汉字，团成小纸球，两次抓阄，拿起来的都是“缘”字，于是就有了这个堂号。虽说是无意，但也未尝不含着“天意”，“缘”是子恺先生所喜欢的，“缘”又是佛教的观念，子恺先生又是信佛的，莫非这也是“缘”么？
这座闲闲地立在运河旁的缘缘堂，如丰先生本人，儒雅、素朴、明爽、轩敞，本色的大运河畔江南水乡民居。房内家具也是他亲绘图案，请木工特制的“最合理的中国式家具”。他在这里画出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瞻瞻底车》等上百幅情趣盎然的漫画，写出了《杨柳》《山中避雨》等二十余篇脍炙人口的散文随笔，后分别收入开明版的《缘缘堂再笔》和天马版的《随笔二十篇》。直到抗战军兴，子恺先生一家辞别故乡开始逃难……
子恺先生说他走过五省，经过大小百数十个码头，才知道故乡石门湾真是一个好地方。这个在嘉兴和杭州中间的地方，离开沪杭铁路三十里，这三十里有小轮船可以通航。每天早晨从石门湾搭轮船溯运河便到了沪杭铁路上的长安车站，由此搭车，南行一小时可到杭州，北行一小时可到嘉兴、三小时可到上海。子恺先生说他自己还是更喜欢坐了船走运河到杭州或者嘉兴。这些客船，朱漆栏杆玻璃窗，开船时间由客人自定；行李也不必用力捆扎，用心检点。客人但把被、褥、枕头、书册、烟袋、茶壶、热水瓶，甚至酒壶、菜榼……往船舱里送，船家自会给你布置在玻璃窗下的小榻及四仙桌上。客人“下船时仿佛走进自己的房间一样”。
子恺先生回忆说他最喜欢的是坐着这样的船去杭州，中间可以在塘栖住上一宿，上岸买些塘栖本地名产的糖枇杷、糖佛手；再到靠河边的小酒店里去找一个幽静的座位，点几个小盆：冬笋、茭白、荠菜、毛豆、鲜菱、良乡栗子、熟荸荠……烫两碗花雕。“你尽管浅斟细酌，迟迟回船歇息。”假如下起了雨呢？那也可不管，“因为塘栖街上全是凉棚，下雨不相干的。”“这样，半路上多游了一个码头，而且非常从容自由。这种富有诗趣的旅行，靠近火车站地方的人不易做到，只有我们石门湾的人可以自由享受。”
这样闲逸和艺术的乘船慢慢旅行的体验，子恺先生终生念兹在兹。1972年，子恺先生七十五岁了，还回味着，写下了随笔《塘栖》：“吃过早饭，把被褥用品送进船内，从容开船。凭窗闲眺两岸景色，自得其乐。”傍晚船抵塘栖，上岸去吃酒了，不求菜多，但求味美，“呷一口花雕，嚼一片嫩笋，其味无穷”。若是枇杷上市的季节，塘栖的枇杷是有名的，雨天坐了船，在船上吃着枇杷，看雨中风景，有着一种诗趣，“使人想起古人的佳句：‘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古人赞美江南，不是信口乱道，却是亲身体会才说出来的”。
子恺先生七十五岁时写的这篇随笔，开头就引了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小说《旅宿》，说火车把几百个人装在同样的箱子里蓦然地拉走，毫不留情，几百个人在这个箱子里又以同样的速度奔向同一车站，火车代表了二十世纪的文明，又是那样地“蔑视个性”。文章结尾，子恺先生说：“我谢绝了二十世纪的文明产物的火车，不惜工本地坐客船到杭州，实在并非顽固。知我者，其唯夏目漱石乎？”子恺先生当年在这样艺术的船行里，焉知没有构思了无数的漫画、散文的腹稿呢？这或者也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子恺先生的“书画船”么？
（作者：周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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