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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声音作为人类情感与诉求的具体表达，影响着文化的生成。据相关数据显示，2020-2021年，中国在线音频用户规模达到6.4亿人。在“争夺用户注意力”的多屏时代，不少进入视觉和大脑疲惫期的受众，选择在播客、有声书、音频直播等听觉媒体中“诗意栖居”。近年来，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听觉文化悄然崛起，其中具有空间交流感、彰显“文化沙龙”性质的播客逐渐成为年轻人热爱的生活新潮流。当前，网络音频用户有哪些特征？以播客为代表的听觉媒体在青年群体中带来哪些新现象？其悄然崛起的原因是什么，又发挥着怎样的社会文化功能？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光明调查。
“这一次，我们尝试用声音来感受一下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的‘栋梁——梁思成诞辰120周年文献展’，聆听梁思成与林徽因终其一生热爱的建筑研究与古迹考察故事。”
“从50后到00后，三代人聊的播客，你听过吗？今天，由我和女儿还有我的母亲，一起聊聊女儿为外婆记录口述史的故事。”
“本期我们选择了2021年大气环境领域的三个关键词，借此和大家唠一唠值得关注的热点事件，分别是气候峰会，绿色复苏，以及新的大气污染防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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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北京的青年白领孙琦（化名），她的一天通常由“播客”开启。从文化漫谈到财经知识，从科学普及到心理情感，无论是上下班通勤，还是洗衣做饭、散步运动，独居的日子里倍感孤独的时刻，她都会用音频来填满。
后疫情时代，在经历了线下影院、书店、剧场的关停之后，不少人像孙琦一样愈发依赖通过声音产品，通过它们“见缝插针”地充盈生活。情感、谈话类音频的陪伴和慰藉，有声阅读、课程学习类音频的知识服务，音乐、小品、评书的艺术欣赏和情操陶冶，配音、朗诵类栏目中的自我表达……声音产品已全方位覆盖了各类人群的日常生活。
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20-2021年中国在线音频行业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在线音频用户规模达到6.4亿人。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等机构发布的《2021中国音频用户全景调研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勾勒出了中国在线音频用户年轻化、高学历、付费比例高、一二线城市网民使用率高等鲜明特点。
从网络音频用户个体特征看，白皮书显示，过去半年，20—39岁的80后90后、高学历人群、一二线城市网民对网络音频的使用率显著高于其他网民群体。网民对网络音频的使用率随着学历提升而增长，本科及以上学历网民对网络音频的使用率为41.6%，其中月入8000元以上者达41.07%；一、二线城市网民对网络音频的使用率均接近33%，高于中小型城市。
从网络音频用户使用时长看，白皮书显示，我国网络音频用户规模整体呈上扬趋势，日均使用时长最高达到了59分钟，与网络直播的60分钟基本持平，用户对网络音频保持了较高的使用热情。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在众多的网络听觉应用中，具有空间交流感、彰显“文化沙龙”性质的播客逐渐成为年轻人热衷的生活新潮流。
在声音中寻找“有趣的灵魂”和精神默契
“外婆一生住了七个地方，这就是她——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中国妇女表征自己生活的艰辛与进步的生命之路和记忆之场……”孙琦和众多“播客女孩”一样，喜欢在《沈奕斐的播客》中倾听这位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探讨家庭和婚姻。
她习惯了一边听节目，一边刷留言，在留言区里她总能找到不少感同身受的情绪体验：
“可以感受到外婆身上有一股乐观向上的韧劲、有对生活的热爱，这些最朴素的品质往往最打动人……时常能在身边奶奶外婆辈的女性身上看到这样的特质。”
“在初冬的早上听这期感觉好舒服，感受到三代人之间的温暖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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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声音的在场感和分享区的双向交流仿佛让孙琦拥有了一群朋友。她和主播有着心领神会的精神默契，平日里不轻易示人的疑惑、情感都找到了出口。“一个人在大城市工作，播客让我感觉不那么孤独了。”
“播客的存在，很像是一种对社交的补充，在互联网的茫茫海洋中找到了那些理解你的人。做完一期节目，我仿佛打开了城市里许许多多的折叠空间。”播客主播贝塔曾在采访中这样形容自己创作播客的感受。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听播客、录播客、聊播客，“播客青年”成为这一人群的新潮身份。在声音的世界里，他们彰显着自己的青春活力和鲜活态度，敢于表达，善于沟通，将播客构建成自我思考、与人对话的独特方式。
那么，到底什么是播客呢？其最初是指一种利用互联网发布音频文件，允许用户自助订阅、自动下载、同步播放的音频传播形式。但随着移动互联网等科技手段日益进步，播客的使用场景和内涵不断丰富拓展，演变为一种更指向于“基于个人化表达、输出某类观点”的网络音频内容。
当前的中文播客以围绕热点社会话题、具体生活问题的对谈聊天为主，更具备如兴趣小组等在线群体般的交流互动特质，播客主与听众用户之间形成了延时性的双向交流，在构建起的交流空间中，彰显出“文化沙龙”特质。
根据相关行业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国内播客数量为16448个，而这个数字在2020年4月底时刚突破10000个，与此同时，播客听众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播客青年”为何而兴？
究竟是什么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聚集于此？光明调查在光明日报微博上发布了以“选择听播客的原因是什么”为题的小调查，结果显示，41.2%的受访者选择“利用碎片时间学点知识”，32.4%的受访者选择“听人聊天不孤单”，17.6%的受访者选择“被主播的观点和内容吸引”，8.8%的受访者选择“喜欢播客社区的文化氛围”。
更多的收听场景
22岁的贾玨在播客平台的总收听时长已经突破了600小时，在她看来，“这意味着我的生命延长了一个月”。贾玨像这个高速运转的城市里的大部分年轻人一样，爱独处、效率高，习惯开着倍速看视频，也习惯“一心多用”，希望自己的每分每秒都有所收获。所以，即使是在双手和眼睛统统被占用、唯有耳朵有空的零碎时间，她也开着播客，既是获取信息的途径，也是情感陪伴的必需。
根据一项播客调查显示，搭乘公共交通、休息与无事闲暇时、做家务时是中文播客听众最常收听播客的场景，78%的播客用户接受单集播客长度在45分钟以上。在注意力经济发达的当下，人们对播客时长的接受度和包容度，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在不同场景下都可以提供陪伴。
疫情同样重塑了创作者的时间，从2020年初开始，疫情的反复限制了线下演出，不少创作者将目光投向了播客。单口喜剧演员毛冬就是在此时决定做一档播客的：“创作是一个可以带来能量、给自己充电的过程。”
恰到好处的知识温度
“中文播客迎来上升期并不仅仅源于技术的发展，而是靠深度的内容产品带动。”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李建刚在采访中表示。
从聚焦最前沿的时事热点型到垂直领域分享专业知识型，再到节奏轻快、诙谐幽默的情感陪伴型，大部分人的播客之旅，基本都是从上述几种类型开始的，这些常常被统称为泛文化播客。年轻人往往有着理解和参与当下社会生活的需求，但碎片化的阅读很难解决“仔细把一件事讨论清楚”的问题，而播客，营造了一个没那么严肃，又具有一定知识性的文化场域，为青年们提供了深度交流的平台。
“我想做一点大机构不愿意做，自己和朋友又感兴趣的内容。”打开毛冬的播客，有对卫辉暴雨志愿者的访谈，也有黄金周家庭实录，有脱口秀的技术分析，也有单纯的读书节目。虽然看起来主题繁杂，但每一期总有打动人的细微之处，并能获得听众的共情。“真诚”“real”是评论区出现的高频词，也是播客内容的温度所在。
对话感是播客具有的另一优势。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研究生汪恒的播客《On Call 正在通话中》，就记录了她和不同职业不同经历的人的通话录音。通过声音这种大多数人更习惯的表达介质，她能清晰地感觉到电话那头的语塞、感慨或者突然闪现的火花，这把双方迅速地拉进了对话空间。软件的设计也在朝着促进讨论的方向迈进，听众可以随听随评，兴之所至，就可以在收听过程中留下带有时间戳的评论，后来者直接点击时间戳的链接，就可以从该段内容处听起。
更低的制作门槛
自我表达，相当数量的创作者都是由此出发开始自己的播客之旅。汪恒在学术和实习之余，创办了自己的播客，她用手机录音，用Audacity剪辑，逐渐形成了双周一期的更新频率。在中文播客出现早期，录播客需要用台式电脑接上声卡、调音台、多个麦克风，这样的专业设备让很多普通人望而却步，也正因此，早期播客从业者基本都是音乐行业出身。不同于传统广播时代，如今发达的技术早已消弭了制作播客的难度。“我听成熟的播客制作者的分享，他们剪辑一期播客只需要4~6小时，我现在刚上手，所以花在剪辑上的时间太长，未来应该会更熟练。”汪恒信心满满地说。
《午夜飞行》的主播VC受益于播客App的RSS技术，这意味着，她只需要把节目内容托管到一个RSS订阅地址，泛用型播客客户端就可以自动抓取，同步更新。增加“音量标准化”等功能、增设了播客的独立入口和首页推荐……平台不断地调整改善，在提供给听众良好体验的同时，帮助新手创作者更快上手，将新声浪传播到更远方。
一场听觉文化的复兴
在谈到播客的社会文化功能时，李建刚表示：“听觉文化的复兴，优质深度内容的制作传播，对我国全民文化建设、软实力的提升、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在深度优质内容中构筑网络精神家园
在采访中，不少学者认为，随着中青年人群信息需求量、自身焦虑感的提升，对精致精良的内容需求会越来越大，对劣质侵占性的内容会越来越排斥。作为脱离时间限制和视觉冲击的便捷载体，具有优质文化内容的听觉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大家共同寻求的网络精神家园。
与在线短视频相比，播客与用户的关系处于一种“弱连接”之中，但为何又能保持较高的用户忠诚度？李建刚认为，这与声音媒介的文化承载功能和易建立信任的特质不无关系，其耳语风格和伴随属性为深度、严肃内容面向大众的触达与理解提供了帮助，而这正是当下短视频、网络直播等传播方式所缺失的。此外，播客就像一种以趣缘为纽带的“文化沙龙”，能够加强参与其中的用户之间的情感联系。
“作为播客主，虽然播客平台上的粉丝比我的视频类节目要少，但这个群体反倒是最稳定的，他们愿意聆听，也热衷于参与我讨论的社会学问题。”沈奕斐有着相同的感受。
在文化共振中满足表达和社交需求
现阶段中文播客的呈现方式多以对话聊天为主，用户在收听过程中容易产生情感或认知共鸣，从而获得具有社交感的陪伴体验。
毛冬最受欢迎的几期节目是群像式的声音记录。在节目里，30个单身年轻人分享自己是如何度过情人节的，这两期节目累计获得了13万的播放量，每期都有超过一千条评论。在评论区，年轻人们为找到单身“同类”而感到温暖，也为声音中蕴藏的对爱情的理解而感动，他们用文字回应这段印象深刻的声音之旅，分享着自己对情感的理解与思考。这种经由播客内容产生的文化共振，激发着听众对彼此存在的体认，并获得一种跨时空的情感陪伴体验。
VC制作的关于敦煌特展的节目《敦行故远，念念不忘》很快也得到了更多反馈，节目播放量创下新高，不断有人在评论区表达对敦煌的喜爱。于是她又制作了新一期的节目，听众回馈给她更多——有人说，“想去感受在千百年前那些画师是如何描绘这些令人称奇的艺术瑰宝”；有人分享了自己的工作感受：“莫高窟之于我，是另一种方式的精神寄托，每当想起那些匠人就鼓励自己享受工作的过程，这是我热爱的事情，就够了”。甚至还有学习简牍文字的学生在评论区科普敦煌汉简的知识。出于对敦煌文化的共同爱好，年轻人们被声音聚集，他们依照观点、兴趣、人生阅历寻找与自己契合的同类，继而在对话中结成微妙而深刻的联系，文化的种子也就此种下。
在声音交错中营造可供想象的文化空间
目前，越来越多的播客创作者在内容上有了更高追求，从声音纪录片、声音非虚构作品到线上语音室，形式创新成为听觉媒介更新迭代的一个重要表现。
钟声、铃声、风声……VC在《敦行故远，念念不忘》中加入多种声音元素，以调动收听者的声音敏感性。她用声音纪录片的剪辑手法，录下了自己在故宫看敦煌特展的全过程，加入了策展人娄婕的讲解，加上前期做的大量案头工作，最终将敦煌的历史、艺术作品的解说与大量现场声、背景声融合起来，呈现了一期极具沉浸感和艺术性的播客节目。“声音不像视频那么直给，也不像文字有那么强的物理隔离感”，收听音频会让人的心不自觉地静下来，然后随着耳边的声响去构筑想象和思考的空间。
李建刚指出：“个性化、情感化和口语化的播客内容，对于网络用户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能够推动用户从信息的外在感知进入内在的思想与情感层面，从而进入沉浸式的叙事空间。”
关于播客发展的若干思考
调研中，记者也观察到当前播客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
个人创作者的局限性需要突破
优质的播客节目是提问、回答与音乐等多种元素的集合体，依赖于大量的资料搜集、采访和剪辑工作，需要创作者有广博的知识背景，对剪辑节奏和信息密度有恰到好处的把握。生产一期优质的播客，背后的工作量和难度不言而喻。
目前的播客更像是一个音频UGC（用户生产内容的自媒体），虽然增加了用户的归属感，但主要内容创作用户和制作水平不均，很多集中在情感内容和聊天对话类，聚焦人文社科类的播客存在同质化现象，而制作精良的青年文化类节目相对稀缺。有不少网友表示：“太多人做播客只是为了表演说话。”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认为：“优质的内容，要专注于细分领域，打造富有特色的产品，有差异化才能有更好的传播效果，这是平台良性发展的重要途径。毕竟，有了好的节目才能吸引网友关注，才能满足消费者多层次、个性化的需求。”
播客发展的持续性值得探讨
目前，像微博、微信、短视频、直播与电商一样，音频也成为营销的一大趋势，但大部分中文播客仍处在“为爱发声”的阶段，主播大多是兼职创作，兴趣驱动。汪恒坦言制作播客的初心是“记录和表达”，记录各行各业的朋友经历，表达自己，并期待能给听众带来一点经验上的帮助。从实现商业化运作的播客数量来看，体量还很小。在大多数没有盈利的情况下，不少播客的持续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作者个人。
此外，当前的播客节目上传、分发等流程均依附于托管音频的平台，而大的专业机构已形成了有声书、付费课程等完整的商业闭环，播客常被淹没于其他类型的音频内容中，很难被用户发现。这种情况，一定程度上与播客市场尚未得到完全发掘，平台体量较小有关。
版权保护和内容监管有待关注
播客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个人创作者参与内容创作，但随着内容的增多，版权问题也成为网络音频行业的一大难题。一方面，一些剧评类播客、故事型音频节目等会牵涉到原声的版权问题，另一方面，音频著作权问题日益凸显，如音频内容是否构成作品、音频二次创作是否形成新作品等还存有讨论空间。平台对播客创作者内容版权的侵犯也不容忽视，一些创作者表示，平台会强行给播客内容添加贴片广告，而创作者并不能获得应有的商业化权益。
此外，播客的低门槛特性带来了内容参差不齐的问题，如一些节目为吸引眼球，会故意传播一些低俗淫秽内容和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内容，对网络生态造成严重危害。
基于此，在版权保护方面，要加快建立完备有效的音频著作权保护法规，抵制和打击各类侵犯声音作品著作权的行为，管理部门应建立起协同共治的监管体系，构建完善的防范和惩戒机制，消除监管盲区；在内容监管方面，平台应做好“守门人”，严格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内容审核义务和责任,建立完整有效的内容审核机制。
（本报记者 白雪蕾 曹雅楠 通讯员 曾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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