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日前，记者就三年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带来的变化及未来趋势等问题，对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教授进行了访谈。

  记者：今年10月20日起，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地公安正式启动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跨省通办”试点工作，类似这样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的例子还有很多。您如何看待一体化给长江三角洲地区居民生活带来的变化？

  张学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2019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的批复和《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使得长江三角洲地区再次成为全国改革新高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理念，就是更加注重以人民为中心。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以一章的篇幅专门阐述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如何“加快公共服务便利共享”，提出了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提升公共服务便利化水平，推动教育、医疗合作发展的具体举措。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是创造高品质生活和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基本条件，也是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应有之义。

  记者：今年3月，《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正式发布。您认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对上海和长三角一体化建设意味着什么？

  张学良：总面积7000多平方公里的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核心腹地，与长三角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宁波、无锡、嘉兴、常州、南通等地）距离均在300公里之内，是上海连通长江三角洲各地的桥头堡。

  从空间上看，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就相当于一颗“纽扣”，纽扣扣准了，上海毗邻区、上海大都市圈与长江三角洲地区不同层级空间的各类资源要素就能经此汇聚、交融与配置。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开放能级提升，有利于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建设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

  上海建设双循环的中心节点，首先要有载体。对内，这里是其他城市与上海对接的重要门户；对外，这里更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核心枢纽。持续放大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溢出效应和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功能，有利于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有助于加快实现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相互促进，推动形成长江三角洲地区全面、协同开放新格局。

  记者：在一体化过程中，上海与其他省市建立了怎样的关系？

  张学良：可以说，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跨省域毗邻区协同发展格局下，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正在进一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特别是上海的龙头作用不断显现。

  具体来看，今天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达到了什么程度？各个城市之间的联系，谁与谁最为紧密呢？我们的研究表明，长三角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前10对城市分别为：上海和苏州、上海和杭州、上海和南京、上海和嘉兴、杭州和宁波、上海和宁波、上海和常州、上海和南通、宁波和舟山、上海和无锡。从中可以发现，上海是名副其实的中心城市。前10对城市中，除了宁波和舟山、杭州和宁波之外，其他8对都与上海相关，大家都愿意与上海“交朋友”。

  然而，长江三角洲地区不同城市之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地理距离较远，难以接受上海核心城市的辐射，这就需要从更小空间尺度的都市圈层面加以推进。未来，要充分发挥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宁波五大都市圈核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更多周边城市融入网络中来，不断提升长江三角洲地区网络密度、完善内部网络结构。要通过率先探索都市圈层面规划对接、设施互通、公共服务共享等举措，打破要素的跨区域流动障碍，使得核心城市的溢出效应跨越行政边界，在更大的范围内产生跨区域联动效应，进而塑造更为全面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记者：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您认为怎样才能做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

  张学良：如果以2035年长三角城市群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群来计算，GDP年均增长率需保持在6%以上，经济总量才能由现在的3.4万亿美元左右提升至10万亿美元。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更需处理好质与量的关系，既要保持高质量前提下的适度增长，也要有适度增长速度保障下的高质量发展，要以量的提升来促进经济集聚水平，进而带来质的飞跃，这是长三角城市群建设强劲活跃增长极的责任与使命。

  “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一段时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增长和发展要做好“四篇文章”：一是“生态文章”，找到实现路径，将“绿水青山”真正转变为“金山银山”；二是“民生文章”，找到市场机制，实现教育、医疗、养老等高品质公共服务；三是“文化文章”，深入挖掘和利用文化资源，提升区域整体文明水平与品牌竞争力；四是“创新文章”，在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中助力经济内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

  一个可行的路径是，深化探索新型城市合作模式，包括毗邻区合作、示范区合作、新型“飞地经济”、城市对口合作、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等。通过城市功能统筹、交通对接、产业与创新协同、公共服务共享、环境共治等，不断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

  总之，要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科技创新优势、资源生态优势、文化文明优势、战略叠加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发展的优势、增长的优势，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报记者 任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