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中描述的古代中国经济

  亚当·斯密作为近代著名经济学家，其作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国富论》），这部著作于1776年首次在伦敦出版，然后多次修订再版，译为多国语言，影响广泛，被视为开山之作。我们这次讲座，主要是在学习《国富论》的经济思想的同时，特别介绍一下其中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阐述。

《国富论》及其思想理论价值

  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谈到亚当·斯密的思想贡献：“似乎有必要看一看他的《国富论》，该书不仅是最为成功的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或许除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外迄今出版的最为成功的科学著作。”（《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283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关于《国富论》在经济学理论贡献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国富论》通过梳理市场经济产生、发展和运行的逻辑，解析国民财富的源泉及其增长的原因，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现代经济学体系。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是这样评价《国富论》的：“在那本无所不包的书中，人们能想到的每一种学说都能在其中找到痕迹，一个经济学家如果不能够引用《国富论》来支持他的论题，那他一定有很特殊的理论。”（维纳谈斯密的广泛性：Jacob Viner,‘Adam Smith and Laissez Fai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35.2, April 1927）英国经济学家杰西·诺曼则指出：在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很少有人不欠他的“知识债”，“微观经济学仍然在斯密建立的对市场动态的分析框架中运作，而宏观经济学家则在他的利润、储蓄和投资理论中运作。”（《亚当·斯密传》，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序言）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马克思认为：“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他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已经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卷第18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阐述了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创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列宁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时指出：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通过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彻底地发展了这个理论。”（《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

  市场化机制的理论基础。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把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换视为经济学核心问题的思想家，他意识到通过公开竞争和自愿交换达成的市场可以发挥类似自然选择的作用”。（《亚当·斯密传》，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序言）斯密指出：人们往往“受着一支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出版）也就是说，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里，个人追求自我利益可以在市场中很好地发挥作用，从而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这实际上就是以自我利益为动机、以价格信号为指导的经济模式，即依靠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的模式。这种市场化机制为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其他不同类型的国家构建市场化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撑。

  《国富论》最早的中文版本是严复先生翻译的《原富》，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1880年英文版翻译，1901—1902年由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出版；1931年由郭大力和王亚南先生重新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改题为《国富论》，1965年校订时改为原著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并成为国内的权威版本。到目前为止，中文版本已达20余种，其中翻译比较规范的有南开大学杨敬年、北京大学唐日松、浙江大学贾拥民翻译的版本。

  随着《国富论》在中国的传播，斯密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日益扩大和加深，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严复翻译《原富》出版到改革开放之前，斯密经济思想在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二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斯密经济思想的影响由知识界扩展到经济改革的实践领域，有力地推动了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三是进入21世纪以后，斯密经济思想的影响在知识界和实践领域出现新的热潮，知识界和政府对市场经济机制有了更加全面和准确的理解。

《国富论》涉猎的中国经济问题

  实际上，不仅《国富论》阐述的经济思想在中国知识界和实践领域发生了深刻影响，而且斯密在《国富论》中具体论及中国经济问题共30余处，总结和概括《国富论》中对中国经济问题的阐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用中国传统经济案例描述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

  《国富论》几乎涉猎了所有的现代经济学命题，而后来的经济学家主要是对这些命题进行细化、深化和系统化的研究。比如，《国富论》通过描述当时古代中国经济繁荣的景象，提出了大国经济发展格局的雏形。斯密写道：“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是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制造业。”“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

  这两段话蕴含着三个假设：一是大国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拥有极为广阔的国内市场，可以支撑制造业的分工和专业化；二是国内各区域间改善交通条件，特别是重视水运交通，有利于形成广阔的国内市场；三是通过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国外市场，可以扩大市场范围，从而增加制造业发展空间。显然，第一个假设是讲以国内市场为主体的国内经济循环；第二个假设是讲改善国内市场和国内循环的交通条件；第三个假设是讲发展对外贸易的国际经济循环。综合起来，就是一幅以国内市场为主体，同时利用国外市场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图景，这也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

  斯密对于中国传统经济繁荣的描述和赞扬，散落在《国富论》的各个篇章里，概括起来包括：

  其一，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国富论》第一篇就写道：“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斯密认为，“一国繁荣最明确的标识，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那时的中国不仅人口众多，土地肥沃，而且人民勤勉，耕作技术好，这是对古代中国的客观评价。同时，斯密将中国与欧洲进行比较：“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富裕得多，而中国和欧洲生活资料的价格，大相悬殊。中国的米价比欧洲国家的小麦价格低廉得多。”由于生活资料的价格低廉，更加有利于人口增长。“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富得多，但贵金属价值在中国，却比欧洲各国高得多。”由于皇室和富豪储藏大量的金银，致使贵金属价格高。

  其二，中国当时的国内交通便利，水运发达。《国富论》写道：“中国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有人说比欧洲著名的水道公路要好得多。”当时中国的交通条件超过欧洲，公路很发达，水运交通更加发达。“中国东部各省也有若干大江大河，分成许许多多支流和水道，相互交通着，扩大了内地航行的范围。”由于自然条件好，加上政府组织修缮，形成了便利的交通，从而降低货物的运输费用。“在中国和印度斯坦，则因内地河港纵横，货物常由水运。所需费用，既较欧洲为少，其大部分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就更加降低。”斯密认为，行政当局负责是中国交通便利的重要原因，在中国，“修建公路及维持通航水道这两大任务，都是由行政当局担当。”朝廷要求各省疆吏努力沿河修路，官吏在这方面的作为和绩效成为升迁的一大标准。

  其三，中国当时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发达。农业是传统社会经济的重要基础，“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先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先于技工。在中国，每个人都想占有若干土地或是拥有所有权或是租地”。中国的君主，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得自地税或地租。中国“虽然没有比较丰富的金银矿山，在其他方面却比墨西哥或秘鲁更为富裕，土地耕种得更好，一切工艺和制造业更为进步”。中国的陶瓷业发达，特别受欧洲的上流社会青睐，在欧洲的消费额增长迅速。

  2.用制度因素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国富论》不仅描述中国古代经济繁荣的状况，而且指出了中国古代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问题，从制度因素分析了停滞不前的原因，主要是从分配不公和闭关锁国两个方面作出解释。“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程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不但受到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制约，而且受到政治、法律和文化因素的制约。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解释，旧的生产关系将会阻碍新生产力的发展，但它总是被一种新的生产力所打破。

  在斯密看来，贫富悬殊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那时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的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但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高宦巨豪，比欧洲最富裕的人，都有多得多的隶奴。而且这些大官富豪，持有过剩食物，于是能够支付较大数量的粮食来交换那些产额甚少的珍奇物品，例如富翁竞求的金银宝石”。中国封建王朝的帝王更是掌握巨额的财富，“中国帝王的主要收入，由帝国一切土地生产物的十分之一构成。不过，这所谓十分之一，从宽估算，以致许多地方据说还没有超过普通生产物的三十分之一”。用经济学原理分析，当时中国的这种贫富悬殊的现象，既不利于人口的增长和消费规模的扩大，又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自然会阻碍经济发展。

  《国富论》认为，当时的中国执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经济发展。由于近代国外通商原则以一切邻国陷于贫困境况为目标，所以使国外贸易陷于不被人注意和不被人重视的地位。“近代中国人极轻视国外贸易，不给予国外贸易以法律的正当保护。”中国和古埃及、古印度三个被一切记载推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主要擅长农工业，他们的国外贸易并不繁荣。“中国的对外通商，向来就不发达。”他们的剩余生产物，主要是由外国人运到外国去，换回他们需要的白银等物品。本来可以通过对外经贸活动，学习世界上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的各种改良。“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模仿他们的邻国日本以外，却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的先例，来改良他们自己。”封建王朝的闭关自守法律制度和政策，也成为长期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

  3.用经济理论揭示古代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特殊现象

  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源于对商业社会的研究，而商业社会应该是追求物质利益，讨价还价和自由贸易的社会，因而需要通过自我利益为动机、以价格信号为指导的市场机制去调节经济资源的配置。在《国富论》这部著作中，斯密谈到一些古代中国违背价格和价值规律的现象，特别是劳动者报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报酬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实际上是用市场经济原理揭示了古代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存在的特殊问题。

  一是劳动者报酬低，难以支撑经济发展。斯密多次提到，古代中国劳动者报酬过低，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但是劳动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却很少。“在中国和印度斯坦这两个大市场，劳动的真实价格，即劳动者得到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实量，却不如欧洲劳动者。”斯密认为，如果一个国家长期“陷于停滞状态，我们就不能希望在那里找到极高的工资”。他将中国与欧洲做比较：“就生活资料价格说，中国与欧洲有很大的差异，而就劳动货币价格说，则有更大的差异。这是因为欧洲大部分处在改良进步状态，而中国似乎处在停滞状态，所以，劳动者在欧洲的真实报酬比中国高。”根据经济学原理，如果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劳动的真实价格，必大大增高，但必要劳动量的大减少，一般是以补偿劳动价格的增高而有余”。

  二是古代中国的技工报酬更低：不利于制造业发展。《国富论》认为，“中国和印度农村劳动者的地位与工资，都比大多的技工和制造工人高。”与欧洲比较，“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于技术”。斯密指出，这种工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相联系，它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却不利于制造业的发展。这里讲的是劳动者报酬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这种情况应该是真实的，中国古代到近代的工匠和手工业者，生活状况和工作环境往往是非常差的，特别是采矿工人和冶炼工人，往往是做最辛苦的事情，却获得最低的报酬，这应该是中国古代制造业没有形成大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斯密认为：“近代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学，比较有利于制造业及国外贸易，即城市产业，比较不利于农业，即农村产业；其他各国的政治经济学，则采用不同的计划，比较有利于农业，比较不利于制造业和国外贸易。”这就深刻地揭示了经济思想影响经济政策的作用，以及经济政策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

对斯密所论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解

  综上所述，斯密在《国富论》中从诸多方面阐述和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现象。接下来，我们应该进一步理解三个问题，即斯密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现象，斯密对中国经济现象的描述是否客观真实，以及斯密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相关论述的意义。

  《国富论》写作的时代是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所以斯密不仅要利用英国和欧洲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背景材料，而且要利用当时的中国和印度等传统经济发达国家的背景材料。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的柯科迪，这是一个活跃的国际港口，聚集着各种经贸信息，他后来到过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伦敦和爱丁堡城。1763年，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汤鲁德请斯密伴随年轻的巴克卢公爵游历欧洲，在图卢兹和巴黎度过了一段时间。斯密的这种经历为他了解英国和欧洲的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条件。中国是作为传统经济极为发达国家的典型而进入斯密的研究视野，他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图书馆查阅资料以及传教士和旅游者的传闻。斯密多次谈及：“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关于那里的水道公路工程的报告，大都得自少见多怪的旅行者和无知好谎的传教士。”

  《国富论》对中国经济状况的描述，从总体上是符合事实的，而且是在重农主义思想框架下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体现了他对当时中国农业社会的肯定以及对封建王朝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抨击。斯密多次谈到，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在公元10—15世纪早期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就高于欧洲；从13—18世纪，中国长期保持人均收入的稳定增长。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和牛津大学史蒂芬教授的合作研究表明，中国在北宋的生活水平世界领先，但在公元1300年之前已经落后于意大利，公元1400年前后被英国超过，公元1750年之前中国的生活水平整体上已经落后于西欧。所以，斯密认为，十八世纪中叶的中国与马可·波罗的十三世纪末期到中国的记述几乎没有区别。斯密在第九章论重农主义中对中国重视农业和经济繁荣的状况进行了描述。斯密分析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主要是闭关锁国和劳动者报酬低，也是比较客观的。马克思也曾经批评过中国历史上的闭关锁国和安于现状：“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从而演奏了一曲“奇异的悲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卷第716页）。

  学习《国富论》中对中国经济状况的描述和分析，对于我们客观地认识古代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兴盛以及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了中国古代经济繁荣的景象，揭示了人口众多、土地辽阔、交通便利和以广大国内市场支撑制造业发展的大国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他强调了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提升制造业的生产力。这就说明，以国内市场为主体，同时利用好国外市场的“双循环”，乃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格局，它体现了大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古代中国在唐宋时期是比较开放的，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渐渐封闭了，从而导致经济停滞不前。所以，斯密在描述中国古代的大国繁荣景象之后，转而批评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封闭，认为“但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除了模仿邻国日本以外，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他认为，如果中国人经营国外贸易的话，“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其他各种改良”。可见，开放是大国经济崛起和大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古代曾经依托大国市场优势创造了唐宋经济繁荣的局面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但封建王朝的经济封闭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重新崛起，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