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的历史学离不开考古学的支撑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发表了重要讲话。时隔仅一年多的2021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又发来贺信，再次高度肯定了100年来考古学的重大成就与意义，这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考古工作的高度重视。作为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全面领会贺信的精神实质，并贯彻落实在研究工作上，将习近平总书记对考古学的殷切期望，转化为推动古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动力。这里我仅就百年来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谈一点认识体会。

  首先，考古学极大拓展了历史学的史料范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正是如此。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中国史学，由于考古学缺位，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史学研究方法也十分单一。比如，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几乎空白或只能依靠传说材料，文明起源研究根本没有科学可靠的资料，许多文献的辨伪只能依靠传世文献互证。即使有文献材料的三代秦汉，由于材料过于简略或缺失，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仍然迷雾重重，莫衷一是。历史学是一门实证学科，材料的缺乏使我国历史学的很多领域只能处于低水平层次，甚至根本没有新的学科生长点。百年来考古学给历史学带来了丰厚的出土文献、实物资料，为历史学科学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材料，为建设中国特色历史学奠定了扎实基础，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其次，考古学极大开阔了历史学的视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百年来，我国几代考古工作者前赴后继，开辟了我国考古事业的辉煌道路。其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扩大了历史学的视野，丰富了中国历史认识。人类活动的历史与人类活动的历史记录是两个不同概念，没有历史记录的人类活动历史显然更为悠久。走出神话传说时代，构建中华文明的史前史，没有考古学是不可能完成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证实，我国“是世界人类起源研究最为重要的区域之一”。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巨大成绩，“挣脱了以古史记载为依托的传统古史观的束缚，展现了更为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起源历程”，深刻揭示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脉络与中华文明起源的特点。特别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陶寺文化的丰富内涵，展现了中国史前社会前所未知的发展高度和社会分化程度，中华文明起源的时段较我们之前的认知更为悠久。

  再次，考古学极大推动了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更新。考古学产生之前，历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以文献证文献，考古学产生之后，利用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成为史学研究者所公认的科学方法。尽管王国维所说“地下之新材料”、陈寅恪所说“地下之实物”的概念，和近代考古学还不能完全等同，但今天历史学界已经普遍将其视为史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对我国考古学界还提出了殷切希望，我以为这不仅仅是考古学界的任务，同样也是历史学界的重要任务。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贺信精神，共同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作出自身贡献。

  （作者：卜宪群，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