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爱人以德

  叶石荪（1893-1977），原名叶麐，字石荪，以字行，四川古宋人，是文学史上一位久已湮没的学者、心理学家。其事迹不彰，鲜有文章名世，以致人们只能从他人口中零星地获得些材料。然而，笔者近来发现，朱自清的日记中有五十余处关于叶石荪的叙述，故特将二人交往的相关史实钩沉如下。

  人生初相见，历久成故交。朱自清与叶石荪相识于母校北京大学，朱自清1917年由预科转入哲学系本科，一年后叶石荪考入同系，成为上下级。三十多年后，叶石荪都还记得少年初见时朱自清的模样，“……他与我同是新潮社底社员，因此彼此都知道。我只在听胡适之先生，或梁漱溟先生底课时，在人丛中偶尔看到他。他是一个矮小的人。白白的一张脸。一个很高广的前额，浓眉。在浓眉之下，透过眼镜，我们可以看见一双难以形容的眼睛……一个不大不小，正直的鼻子。两片薄薄的嘴唇。他的举止安详，态度从容，说话缓慢。声音带一点扬州腔调。”（叶麐《悼佩弦》）但由于没有共修的科目与年级的隔断，二人求学之时并不熟稔。

  友谊的生长，始于清华园。朱自清1925年到清华学校新设立的大学部任国文教授。叶石荪则在1930年留法回国后就聘清华大学理学院教授。1932年之后的五年里，二人都寓居北平，与一班良师益友同在清华园内谈文论艺、商讨学术。

  携友访古碑，冶情山水间。1934年2月25日，朱自清偕夫人陈竹隐，邀叶石荪前往北平北郊的树村访欢喜老墓碑。游毕，朱自清在当天日记中录：“下午与石荪、竹隐同至树村，访欢喜老墓碑……此游甚畅，但石荪心中有事，颇不能释耳。”〔《朱自清全集》（第9卷）〕后来朱自清在《欢喜老墓碑》中亦提：“直到去年夏末秋初，一个朋友为了一个什么人苦闷得走投无路；我们夫妇想起树村，便约他去走走，解闷儿。”“一个朋友”指的就是叶石荪，让叶石荪不能释怀的应是叶个人婚恋的曲折。叶石荪的第一位夫人是他留学后相偕归国的法籍女子。1933年，叶夫人因思乡心切而急欲返法，有朱自清1933年4月7日日记为证：“下午访石荪，承详告其夫人将回国事。又述其伉俪平日生活经过。大抵石荪人甚诚笃，然太注意琐碎处，致其夫人觉处处受干涉，此殆因其从艰苦中来而然。余自问亦颇有此病，竹亦谓应当改之。石荪仍盼留其夫人，但难也。”送夫人归国后的叶石荪在朋友的说合下重又结识新恋人，但经过颇为坎坷，当中的诸多隐情朱自清都悉数录在1933年下半年的日记中。正因如此，朱自清夫妇才约叶石荪访古寻幽，体味“欢喜老”旷达超脱的心境。

  与此同时，二人还同游松堂。朱自清在1935年的散文《松堂游记》中说道：“去年夏天，我们和S君夫妇在松堂住了三日。”（朱自清《松堂游记》）在1934年6月30日日记中记，“昨夜大雷雨，颇怅怅，因定今日往西山松堂也。幸早间放晴……石荪夫妇同来。石荪谓少年时兴致好，一来必携棍游山，今不能矣，余以为然”。（王瑶《朱自清日记选录》）由此，朱自清文中提到的“S君夫妇”即叶石荪夫妇，此时结束跨国恋的叶石荪已另觅得佳偶，喜结良缘了。早在出游的五天前，朱自清就发出邀约，“访石荪，并送《蕙风词话》，约去松堂住三日”。这逆境时的相扶与得意时的同欢，可谓是“益友”所为。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学术上的切磋拉近了两人的关系。朱自清在1933年1月15日记，石荪评其《给亡妇》文。《给亡妇》是朱自清哀悼亡妻武钟谦的怀念文，是倾心泣血之佳作，即便如此，叶石荪仍大胆直言朱文过于雕琢，“前半似有用力痕迹”；1934年9月4日，叶石荪拿来一篇论文共赏，朱自清在当日记道“文章不错，但风格颇欧化”，这篇论文是叶石荪的《由心理学的观点试论小说中景物底写法》，谈论的是小说问题与心理学的关系。论文语言的欧化风，对崇尚“作文如说话”的朱自清来说，殊难苟同。朱自清毫无隐瞒地直接评述“我不喜欢这种不自然的风格”。两人相互之间的这种直言不讳，可谓是“诤友”之行。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朱自清1933年8月2日记，石荪“劝勿为《大公报》作稿，此等稿几于人人能作，又雨公未必愿我等为其作稿”；12月26日，叶石荪指出他人文章中有讽刺朱自清的地方，为此朱自清立誓“以后当埋头治学，不谈时髦问题，亦不谈大问题”，可见两人这时已互为“知音”。

  人生大事件，彼此同休戚。朱自清在1934年6月20日记道，“晚入城参与石荪婚礼，济济一堂有二百余人，晚归”。这婚礼是叶石荪与邓昭仪的新婚典礼，在北平撷英番菜馆举行，朱自清作为好友自然不会缺席。1935年9月1日，朱自清记“至丰泽园赴张志和宴会，是为送别石荪，冯芝生和林培春亦在座”，这是送别叶石荪的宴会，此时叶石荪将赴欧美考察，并担任中外文化协会理事长。（《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名录》）叶石荪于1936年离开北平，相继到山东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任教，朱自清也在1936年8月19日记“石荪将到山东大学任教授”。自从叶石荪去他处谋教职后，朱、叶二人便相隔甚远，无法经常相见了。

  抗战爆发后，朱自清随校内迁昆明任教，叶石荪在西南地区教书。1940年7月，朱自清前往成都休假兼做研究，与妻子在蓉居留一年左右。〔《朱自清全集》（第11卷）〕1941年10月，朱自清结束休假，在返校途中经过乐山，看望了叶石荪、朱光潜、杨人楩等旧友。（颜林《朱自清先生在叙永》）相隔五年后，老友再次相聚，皆是喜不自禁，堪为“挚友”。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猝然离世，文艺界人士扼腕唏嘘，深切怀念。叶石荪为亡友撰写忆念文时称，二人是“能够相知”的“知己”，回顾这段历经风雨的友情时，他说：“在友谊上我永远忘不了在我受人排挤时，他劝我按下愤怒，不要失掉我们的风度。我忘不了在我要批评朋友底作品时，他劝我顾全友谊，只提出自己的主张。我忘不了六年前在我将离开成都时他提着一瓶茅台酒到我的寓处来，说不能约我吃饭，只能共饮几杯的那一番盛意。我更忘不了两年前在成都某朋友底庭院中，我们两人促膝谈心，他鼓励我的那些话语。那真是‘君子爱人以德’。”（叶麐《悼佩弦》）作为四川地区北大同学会理事长的他，还在成都的追悼会上沉痛追念故人：“朱自清先生之死，在教育上是丧失了一良师，在文学上还丧失了一巨星，在领导青年、在推动社会进步上讲，尤其感到朱先生的早逝，更是极大的损失。”（天飏：《纪念青年的导师——记朱自清先生追悼会》）

  鲁迅曾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朱、叶二位先生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彼此间亦师亦友，肝胆相照，书写真性情，缔结真友谊，是为莫逆之交。

  （作者：王妙迪，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生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