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曼是谁

  1930年，上海乐群书店出版发行了马克思的名著《政治经济学批判》，译名为《经济学批判》，3月2日付排，5月25日出版，32开，横排平装，印数2000册，译者署名刘曼。然而，刘曼的生平介绍至今没有准确可查的信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刘曼作为译者翻译出版的其他著作还有1929年上海华通书局发行的《苏俄劳动保障》以及1930年上海乐群书店的《马克斯主义经济学》《有闲阶级经济学批评》。然而，上述译著的译者是否为同一人亦未可知，关于刘曼的个人信息在几本书的中译者序言或导言中同样是只字未提。时至今日，刘曼是谁，是真名还是笔名均已成谜团。

一

  刘曼译本的中译者序言提供了以下线索：

  第一，译者掌握英语和日语，但不能运用德语。刘曼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最早的中文全译本，它以1904年出版的英译本为底版，以宫川实的日译本和考茨基的德文第二版为辅助参考，既更新了马克思在他写作本书笔记的页边所作的变更，又收录了马克思生前未发表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刘曼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还请他人帮忙翻译了几处，即“除去英译者已先为我指出的诸点以外，最使我感到困难的是经济学批判序言这一篇。及少数不曾译成英文之各种文字底引文。这些引文，半数是请我的朋友们代译的”。经查，这几处均为德文。

  第二，译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深入的研究，熟习《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刘曼在知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一卷有内容上的重复的情况下还译介这个单行本，从刘曼对马克思写作这本书的原因分析和刘曼对马克思所叙内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刘曼认为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建构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是马克思多年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得出的结论，“是在对自十九世纪初期以前一百五十多年来底古典学派所研究的结果，师从配第至里嘉图，从波斯盖勒柏特至西斯蒙第所研究的结果，提出一个无情的总批判”，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理论叙述抛弃了以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部弱点。因而较之以往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马克思在此对资本主义的揭露要深刻得多。虽然马克思的这本书有四分之三的篇幅都在讨论货币，其中有不少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也论述了。但是刘曼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货币的阐述，远比他在《资本论》中的阐述要详细得多。如果我们要想了解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仔细研读《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必不可少的，在弄懂了这本书中的货币论之后，读者才有可能真正理解《资本论》的内容。如果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直接去读《资本论》，不但读起来会遇到难处，而且对理论的理解难以达到透彻的程度。因而，“经济学批判有它的独自的重要”，它有《资本论》替代不了的价值。

  第三，译者是笃信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革命人士。“译者序”中写道，“出版了足足七十年的这本经济学批判，谁也知道是马克斯先生的全部遗教中一本最重要的经济文献，是全世界劳苦群众的圣经，早已有了各种文字底译本。然而在中国，直到现在，直到马克斯主义所煽起的革命焰火渐次迫近我们四周底现在，直到我国劳苦群众正在觉醒地接受时代要求底现在，直到我国思想界起了进一步的转变底现在，直到旧社会将随历史的车轮转入万劫不复的深坑中底现在，这样一个可贵的宝物，才有我这一本卑之无甚高论底译本，毫无疑义是我国思想界一件不可恕的缺恨。我译这本书，虽然抱有解除这一缺恨底宏愿；我的译本，虽然对于目前迫不及待的大多数不谙外国文的读者，多少可以给予帮助省识这个宝物底机会；可是原书底精确的迻译，觉得不太容易……除非国内有更美满的译本出现，这缺恨似乎仍旧解除不得”。这段话中“宝物”和“缺恨”的措辞体现出译者刘曼对马克思主义高度认可，以及对中国革命的自觉和责任感。

  第四，译本所依据的底本是经慎重选择和少见的底本。刘曼认为英译本是一部权威的译本，而且这在当时是为世人所公认的。具体来说，刘曼认为，一是斯通（Stone）在英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候做过不少功课，最终的成稿是几番审定的结果。刘曼持有的这种观点是经得起考证的。在“英译者序”中，斯通也自序道，他曾多次深感翻译的不够完美，觉得需要加以修正，甚至几次想牺牲即将完成的译本。这足以见得斯通翻译时的严谨和认真。二是斯通改正了原文中个别几处错误的引文，“马克斯所载各书的页数，有些已证明是错的，与原本所载的页数不同。原本的英文引证有不能找到的两三处，已经省去引证符号再从德文译出来了”。三是英译者填上了少数重要的附注，收入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并附上了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时所刊载的关于补添各点的说明。这些内容表明刘曼选择斯通的英译本作为底本进行翻译是经过审慎考虑的，英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付出了不少的努力，相对其他译本而言更加可靠，所以刘曼才会选择它。

  第五，译者应是乐群书店朋友圈中的一员，缘于乐群书店的目的是“希望我们的著作家要自己独立，自己印卖自己的作品，不要再屈伏在书贾的脚下”。乐群书店创办于1928年8月，张资平任经理，聘任周毓英、陆一远为编辑，采用集资募股形式，股东有王开化、董维之、余慕陶、周毓英等，还有一些青年零星地入了一些股份。郭沫若、陈勺水、金石声、许幸之和陶晶孙等人的著作和译作也由乐群书店出版，从而形成了朋友圈。乐群书店出版了一批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著作和译作，除刘曼译本外，还有陆一远译《苏俄外交史》，章子健译《马克思恩格斯农工同盟论》《马克思主义底哲学问题》，刘斯伟译《哲学与马克思主义》，黄逸群译《中国产业组织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向省吾译《转形期经济学》，陈启修译《经济学大纲》《科学的宇宙观》，区克宣编《近代经济思想史纲》等。

  第六，译者于1930年2月底至3月底生活在上海。综合以上线索可知，译者应是当时社会中的精英人士，是值得纪念和敬畏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先驱。那么，是否有可能，刘曼就是我们“曾经”熟识的人物呢？乐群书店朋友圈中的许多人因是否掌握英语和日语可排除大部分。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中，陈启修因精通德语可排除。区克宣、刘宜之等曾引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人又因译文差别较大可排除，因而未能发现符合上述条件的译者。

二

  学界一直以来有一种说法，即李达曾经在20世纪的20至30年代翻译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武汉大学档案馆现存有李达的档案材料，在1964年10月编写的《李达著作目录（初稿）》“译书部分”中有“经济学批判”，未标明出版时间和单位，亦未见实物。1979年发表的《李达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理论活动及著作编年》中有，“《政治经济学批评》（马克思著，1930年出版）”。1982年，曾长期担任李达秘书的曾勉之也在《李达著译目录（初稿）》中列出了这部译著。此后，《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中提及：“一九二八年冬，李达与友人熊德山、邓初民、张正夫、熊子民等创办了昆仑书店，出版各种进步的哲学社会科学书籍……陆续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陈启修译）、《政治经济学批判》（李达译）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上册（钱铁如译）等经典著作……”。但是，1983年，北京图书馆编辑整理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中并未收入、也未曾提及李达翻译过《政治经济学批判》。2013年，汪信砚曾撰文指出：“李达从未翻译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认为，刘曼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那么，可以猜测，“刘曼”是真实的姓名还是在特殊时期使用的一个笔名？刘曼与李达是否存在某种相关性，甚或“刘曼”就是李达的笔名？对于刘曼的真实身份及其与李达的关系，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并没有专门的研究和论述。但是，据资料记载，李达在1928年至1930年期间独立或合作翻译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法理学大纲》等外文著作，并在这些译著的前言和后记中说明，他之所以翻译这些著作是为了给广大群众提供认识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这与刘曼在中译者序言中的表述十分相近。然而，这还远不足以证明刘曼就是李达，还需要结合刘曼的译文内容和其他译本，并与李达同期的译本在文风、术语的译法等更多细节上进行对比辨析。经文本比对，李达在《唯物史观解说》中引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译文与刘曼译文差别较大，重要术语和句法结构差异迥然。

  总之，在缺少实物证据的情况下，仅凭现存文献的考证，刘曼是谁仍是一个谜团，只能期待学界进一步研究。

  （作者：孙建茵，系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