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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题为《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发表的第一份白皮书，也是中国第一个关于人权问题的官方文件。2021年10月15日，纪念《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发表3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向巴平措指出，白皮书发表以来的30年，是中国人权事业蓬勃发展、人权保障水平蒸蒸日上的30年，是破除人权研究禁区、理论研究欣欣向荣的30年，也是中国日益主动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国际人权话语权和影响力大幅提升的30年。
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看来，白皮书充分肯定了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将其称为“伟大的名词”，并指出这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同时也第一次表达了“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这一基本观点。此后，“人权”这一概念逐步进入了党的核心文件、国家宪法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当中。
吉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志鹏用“4个第一”概括了白皮书的重要意义：开创了表达政府立场的一种形式，树立了表达政府观点和信息的典范；从内容上第一次系统总结了中国的人权立场与实践；从属性上是第一次中国人权外交的努力成果；在工作的程序上开启了政研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
30年来的“变”与“不变”
中国人民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教授朱力宇回顾了白皮书出台的背景。改革开放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利用“人权”问题发动反华攻势。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迅速将人权攻势的矛头集中地指向中国，将所谓“人权问题”与对华关系挂钩，对中国进行全面施压和围攻，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对外关系，干扰了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正是在此背景下，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发表。
这份白皮书回应了有关劳动教养、宗教信仰自由、少数民族权利保障、计划生育、司法中的人权保障等方面的问题，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解释了相关的政策。此后的人权白皮书也在不断对国际社会所关切的一些人权问题作出解释和回应。“如我国于1992年发表了《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白皮书，于1995年发表了《中国的计划生育》白皮书，于1997年和2018年分别发表了《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等。”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常健介绍。
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毛俊响认为，30年来，人权白皮书内容稳定、观点相承、功能恒定，但在“不变”中也体现着一些“变”。如“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发展为“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国家不仅十分注重保障个人人权，而且注重维护集体人权”，发展为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相统一；“中国的人权范围是广泛的，不仅包括生存权、人身权和政治权利，而且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权利”，发展为“各项人权全面发展”等。
人权白皮书的话语构建
“人权白皮书30年来的发布历程标志着对人权理论与实践逐步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科学、完整的体系，构建了一个从概念到日常实践，再到抽象认识的人权话语体系。”付子堂说。
他认为，从宏观上讲，人权白皮书作为交流的纽带，并不是在追随西方人权议题，也不再是政策性的宣传口号，而是通过“行为示范、规则发展和理念引导”等实践来分享中国方案，具有真实性、可感知性。从微观上讲，人权白皮书中数据和事例的增减变化，内容篇幅的增多，自主性议题的展开，本质上也是一个国家与民众、国家与国家双向互动的结果，体现了对国际社会优秀经验的尊重和借鉴，扩展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内容和进程。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赵树坤认为，纵观1991年到2021年这30年的实践，我们欣喜地看到，对于人权问题，政府通过一步一个脚印的摸索，应急的、被动的色彩在逐步减弱，自觉的、从自我出发，从中国人民的权益保障、权利维护的本质和初心出发的色彩更多了。在人权白皮书中可以看到人权领域的基本范畴、观念等逐步走向科学化，并创新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权”等表达，生动体现了我们的自我成长。
（本报记者 陈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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