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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08日 星期五

    寻找一名退伍水兵

    作者:程步涛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08日 15版)

        郭红松绘

        【文坛述往】

        那是1997年,我供职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深秋的一天,我刚走进《昆仑》杂志编辑部,主任张俊南、副主任丁临一、编辑余戈便跟着走了进来。他们把一叠厚厚的稿件放在案几上,说稿子基础不错,希望我看一看,帮他们做决定。但有一个问题,作者不知在什么地方,送来稿件时,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好像是不经意间将一件物什丢在了编辑部。

        对这样的一篇稿件,我并没有十分在意。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在饭堂排队买饭时碰到丁临一,便问他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稿子。那时,丁临一已经是军内外很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了,他简要地将作品内容介绍了一下,说稿子基础的确不错,要不是作者无法联系上,编辑部就直接请他来改稿了。让我看,是希望我对稿件有一个明确的意见,然后再决定是否下决心寻找作者。

        就在这天下午,我推开了手边别的稿件,翻开了这位署名“詹文冠”的海军战士的作品。这是一部描写上世纪90年代中国海军生活的长篇小说,通过一群水兵各自不同的命运和归宿,展现了他们对未来高技术条件下海上战争的深刻思考,揭示了他们蜕变与新生的情感历程。作品内容丰厚,文笔酣畅,不同层次、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回避现实生活的严峻,在矛盾的冲突与碰撞中,表现了当代军人高亢的爱国主义热情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当然,问题也是明显的,主要是在人物命运归宿及情节设置的合理性方面;再就是文字过于粗糙,但从作者表现出来的文字力量和文学修养看,在此基础上再提高一步当不是问题。看完稿件,我叫来张俊南主任,表示同意他们编辑部的意见,让他们设法寻找作者来社里修改稿件。

        那是1997年的事情。现在,编辑劳神费力,漫无边际地寻找一个不见经传的作者,为他的处女作呕心沥血的事似乎不多了。

        詹文冠在哪里?先从海军问。

        按常理,能写成这样一部作品的业余作者,海军创作室和文化部门的同志应该会知道。果然,海军的信息反馈回来了,此人系江西九江人,原在海军驻福建马尾某部服役,入伍时间大概在1990年前后,已退伍数年。得到这个消息,作为责任编辑的余戈匆匆登上南下的列车。那时京九线还没有贯通,他是先武汉,后南昌,再到九江的。

        九江军分区的同志十分热情,他们查了九江市城区1990年前后两三年的征兵登记和档案,但是没有詹文冠的名字,如果确实是九江籍的话,那就是在下辖的区县里了。九江市下辖的区县有13个,1990年前后三年间入伍的青年有数千人之多,排查起来,并非易事。

        余戈回到北京后和我说起这件事时,兴奋得眼睛闪亮。他说,军分区的一位干事提醒他去电视台,寻求他们的支持。到了电视台一说明情况,他们非常热情,当晚就播发了一则寻人消息,大意是,有一个叫詹文冠的年轻人,1990年前后从九江入伍在海军驻福建某部服役,如今已退役回到家乡,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现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来到九江找他修改稿件,就住在军分区,希望知道詹文冠情况的人看到这则消息,转告詹文冠或提供他现在的情况。对这则消息,余戈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当时,经商务工,北上南下,红尘滚滚,人海茫茫,谁知道这个年轻人在什么地方!消息播出就那么十几秒钟的时间,能那么巧,詹文冠就在看那个频道,而且那个频道就在播发那则消息?那一夜,余戈怎么也睡不踏实,他已经请示编辑部领导,如果再没有回音,就准备返回了。

        反馈是伴着第二天的晨风传来的:詹文冠的同学看到了电视台播出的消息,立即将消息转告詹文冠的家人,对这样的消息,家里人自然激动而又兴奋,随即打电话,让在石家庄打工的詹文冠立刻回九江。天一亮,詹文冠的同学陪着他的家人来到军分区招待所,见到了余戈。余戈一面打电话将新情况告诉编辑部,一面通知詹文冠直接去北京。当余戈风尘仆仆回到社里时,詹文冠也到了。

        下面的事情就简单了,詹文冠在社里的书库住了下来,开始按编辑部的意见修改稿件。因为他在外打工,不干活便没有收入,编辑部为此向社里写报告,请出版社承担修改稿件期间的食宿费用。

        书库坐落在北京北三环中路一个不大的院子的一角。叫“书库”,是因为社里的版本书曾在这座建筑里存放。除却库房,另有几间房子供作者在社里改稿时住。上世纪80年代初,包括《高山下的花环》等在内的一批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军事题材作品,都是在这个书库里诞生的。詹文冠的这部稿件改了两稿,跨时近三个月,定稿后没有在《昆仑》杂志上发表,直接纳入作为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的“军旅长篇小说新作丛书”出版,书名为《恕我违命》。

        作品出版后,詹文冠没有像时下的一些作者那样去关心销售行情、读者反响,更没有想尽办法操办研讨会、座谈会什么的,以扩大图书的社会反响。他匆匆向编辑部的同志道谢后,便离开北京,回到了他打工的地方。一年后,他从山东的一家电视台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可能是信号问题,声音听不太清楚,说在给一个什么剧组改剧本,他一再说,很怀念在《昆仑》杂志编辑部改稿的日子。再往后,便没有了任何音信。而这套“军旅长篇小说新作丛书”,在当年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

        编辑部的同志依然如故,一日复一日地在小山一样的稿件堆里寻找、发掘让他们心动的稿件。詹文冠和他的改稿经历,已成为往事,渐渐地被时间的落叶所掩盖。

        多年后,与余戈聊起《恕我违命》,我问,你现在还会像从前那样,不遗余力地去寻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吗?余戈笑笑,说,如果有值得这样做的稿件,我还会。

        这就是编辑——为人“作嫁”,俯仰无愧。

        (作者:程步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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