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发展——通往新的充满力量的世界

    【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放弃合作是严重的“颓废战略信号”

    肖连兵：尊敬的波赫曼先生、郭存海先生，你们怎样评判疫情对全球的影响，特别是对巴西和拉美地区的冲击？

    波赫曼：全球很多国家都面临脆弱性问题，疫情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些国家的脆弱性。对大多数拉美国家来说，当然，除了少数几个国家，这场世界范围的健康危机最终进一步影响了国际分工内部的新采掘主义的走向。所有这一切都不利于这些国家经济活力的恢复，相反使其变得更加复杂。有数据表明，无论是在技术还是在社会和环境方面都多少受到了影响。在此要说明的是，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巴西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潜力。例如，在环境多样性方面，仅所属巴西的亚马孙地区，其淡水资源就占世界地表所有可用淡水的10%，热带雨林面积占地球总量的20%，这也使其能够吸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15%，相当于欧洲化石燃料总排放量的50%。众所周知，地球环境的可持续性已逐渐成为通往21世纪社会公正和先进技术发展的新通行证，这也为疫情后巴西以及其他拉美国家提供了一个共同建设更美好未来的机会。

    郭存海：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整个人类社会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由于财政和医疗资源的限制，发展中国家受疫情影响更为严重。疫情终结了巴西连续三年的经济增长势头，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1%，是30年来巴西经济年度最大降幅。疫情还冲击了巴西的物价、就业和制造业。就整个地区来看，拉美可谓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目前，虽然疫苗接种计划缓解了疫情的蔓延，但随着变异病毒在拉美多国肆虐，该地区的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不唯如此，疫情在带来物质挑战的同时，也引发了拉美社会的反思和对未来改变的思考：新冠病毒肆虐充分暴露出拉美数字基础设施的缺乏，亟待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以应对后疫情时代经济增长的挑战。

    肖连兵：对世界各国在这次抗疫中的表现，你们如何理解其中的差异与共性？

    波赫曼：2020年以来，新冠病毒持续在全球蔓延，这场抗击疫情的国际斗争，要求全世界一起应对共同的敌人。然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有组织的“中央指挥部”带领人民抗疫，尤其是为那些资源较少的国家提供一些对抗疫情的可能性。很多国家都暴露出弱点，这些弱点以及疫情中一些较富裕国家的隔离措施都能证明中国的应对创举是成功的。就巴西而言，联邦政府的做法让巴西面临一系列的内外部危机，甚至可能会影响和中国的更多合作。而中国采取的很多行动符合捍卫公共健康和全球治理一致性的最基本原则。新冠病毒本应用技术方式处理，合作方式对待，结果却不断被政治化。放弃合作的基本原则是非常严重的颓废战略信号。面对人类社会的共同敌人，中国的立场是积极的，肯定了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模式。期望巴西能很快加入这一伟大的努力，共同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郭存海：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各国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实施了不同的应对政策。疫情在拉美地区暴发相对较晚，多数拉美国家早期采取了比较积极的应对措施，比如推行严格的社交隔离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由此产生的高执行成本和拉美经济的非正规性给社交隔离措施的持续推行带来极大挑战，导致一些国家放松强制政策，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示威抗议。这些不利因素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科学抗疫政策的有效实施。纵观各国抗疫政策，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规律：凡以科学和团结态度坚持抗疫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都遏制了疫情的蔓延；凡将新冠病毒政治化，甚至拿人民的生命开玩笑，无法形成抗疫共识的国家，其政策往往没有连续性，出现前功尽弃的局面。

    肖连兵：你们如何看待全球抗疫中的国家治理因素，以及后疫情时代的国家治理方向？

    波赫曼：我认为，无论是在国家决策层面，还是在遏制疫情传播的预警机制规范化方面，中国的成功做法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的典范。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是基于其国情、自身特点和外部国际大环境而形成的；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国的外交行动及其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这些都有效地促进了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及其人民的发展，使其拥有自身的发展特点。在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全球逆境中，在面对世界性挑战的大背景下，习近平主席的治国理政经验备受瞩目。这是因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急需一场深刻的技术变革，由此也需要在增强民主、推动可持续发展、提高全体人民社会福利标准，以及保障全体劳动者充分就业之间保持平衡。

    郭存海：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说是各国国家治理能力的试金石，显现出各国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的长短。虽然疫情尚未结束，但各国已经开始反思，以从这次公共危机中总结经验教训。展望后疫情时代，各国都应当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也将是国家治理的方向和趋势。这就意味着，国家治理更应注重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高质量供给，推动治理结构多元化，提高协同治理能力。这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还暴露出一些发展中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的落后和数字治理能力的缺乏。数字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当前，面对不断变化和日益复杂的治理挑战，世界各国亟须加强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特别是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以提高协同应对重大公共事件的能力。

共建“一带一路”使欧亚大陆呈现崛起之势

    肖连兵：疫情暴发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面向国际社会倡导携手抗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你们对此有何见解？

    波赫曼：对巴西感染和死亡率变化的跟踪数据显示，新冠病毒在非白人和贫困人口群体中的传播更为广泛。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疫苗供应短缺问题，很大程度上暴露了全球私人寡头垄断问题，以及政府的政策问题。这些都使得良好的治疗获得途径被堵死，再次印证了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不平等。这些具有普遍性和全球性的问题，需要一个整体性的应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全球大局着眼，高瞻远瞩，非常受欢迎。

    郭存海：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并成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再次说明当今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高度融合、责任相互交织的命运共同体。这是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新课题，亟待以新思维予以应对。习近平主席适时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中国在疫情暴发后采取了全面、彻底和严格的防控举措，这既是对中国人民负责，也是对世界人民负责。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上始终保持信息透明开放，主动分享抗疫经验，合作研发抗病毒药物和疫苗，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与世界各国共同见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抗疫中的彰显。要战胜新冠病毒，我们只有两件法宝，那就是科学和团结。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秉持科学的方法和精神共同应对。

    肖连兵：在你们看来，“一带一路”倡议将如何影响巴西和拉美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

    波赫曼：世界正面临近250年来的重要变革，其活跃的中心正从西方转向东方。“一带一路”这一创举使欧亚大陆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崛起之势。与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不同，习近平主席的倡议可以促进巴西以及其他南美国家的和平与繁荣。因此，亚欧大陆的复兴是近250年来世界最主要的变革，东方成为一个为全球现代化提供动力的新的源头和中心。在如今这个新的多极世界中，一个强大的中国对大家所期待的良性平衡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疫情后很有必要进行一系列长期战略对话。

    郭存海：中国真切地看到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主席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的中国方案，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该方案的具体实践。“一带一路”倡议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及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体现。“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以中国的发展实践、经验和智慧，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构成和有益补充。

    肖连兵：在后疫情时代，拉美国家的发展优势何在？又将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波赫曼：新的数字时代的到来，取代了旧的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这提出了一个挑战，即在新的基础上，各国围绕人类发展挑战来更新政府观念和实践。一方面，大型私营跨国公司的权力影响了国与国之间的治理系统，这就要求在全球治理中有一个合理的规则；另一方面，技术的飞跃推动了新经济的发展，但是往往分布不均，有时会影响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正因如此，也正如中国在其“十四五”规划中所表明的那样，对于疫情后的世界，智能学习不再是疫情前“常态”的简单重复。对拉美国家来说，扩大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生产链，能够创造活力以及新的可持续的环境财富，是实现本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分别位于东西半球的两个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不断加强巴中关系是未来实现南美地区和平繁荣愿景的基础。

    郭存海：这次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暴露出拉美国家一系列的问题。经济结构单一和非正规就业突出是限制拉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绊脚石，而数字基础设施的缺乏构成了拉美国家未来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限制。迈向后疫情时代，拉美国家化“危”为“机”，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下大力气优化经济结构，扩大正规就业和相关保护，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其中，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发展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是拉美国家甩掉历史包袱、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这既是后疫情时代拉美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是其发挥后发优势的关键。不过，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拉美国家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公众对公共机构的高度不信任和各党派各社会组织在面临重大公共危机时缺乏共识，都暴露出国家治理能力的脆弱性。

“是时候加强和深化金砖国家的作用了”

    肖连兵：卢拉研究所十分关注贫困、不平等、发展合作等问题，你们对中国在脱贫领域的努力和成效如何评价？

    波赫曼：前总统卢拉在他的两届任期里为巴西人民留下了很多遗产，在深化民主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的独特内部结合，在解决诸如失业、饥饿、贫困和不平等等诸多历史问题上都取得了成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从所呈现的成果来看，中国治国理政方面的实践和经验，无论是其所反映的智慧还是其有效性都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当然，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除了市场的自发性之外，消除贫困的美好愿景还取决于政府追求目标的决心、国家计划的参与过程和结果的评估。卢拉研究所将努力加强与中国智库之间的关系，这有利于增进两国的互相了解和两国文化的相互传播，同时也给两国交流发展经验提供了平台，以克服现代社会的五大问题：资源稀缺、疾病、无知、苦难和懒惰。

    郭存海：一切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无不把摆脱贫困作为重要施政纲领。这正是为什么卢拉政府时期将“零饥饿计划”作为重要政策，而卢拉研究所也始终关注贫困、就业和不平等问题。在中国，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始终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在8年时间里，党中央不断创新扶贫工作机制，提出了精准扶贫理念，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就。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成功脱贫的世界意义不止于此。中国在实现自身减贫的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减贫合作，主动承担减贫国际责任，努力让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肖连兵：西方一些国家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你们如何看待这一论调及未来的国际秩序？

    波赫曼：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仍未完全摆脱战争和冲突。1991年至2017年间，就发生了72次军事干预。2021年上半年，有近十个国家在遭受战争。当前的中国有着伟大的愿景，在期望建立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公平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的同时，还需要和平，因为和平与稳定是发展的基础。而进一步的公平发展也是解决冲突和两极分化的有效手段。我毫不怀疑，一个强大的中国，以及一个强大的巴西，会为世界和平作出巨大贡献。出于这个原因，我一直很看好像建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旨在实现共同强大并发展的倡议，这也有助于打造一个新的充满力量的世界。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那些多边国际治理机构。相反，我们更需要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维护当前的多边主义。加强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郭存海：长期以来，西方国家面对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这完全是一种过时的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论调。与之相反，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向世界庄严承诺：中国的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在对外关系上，中国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这正是多边主义的要义。而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就要依法行事、照章办事。依“法”就是遵守国际法，照“章”就是遵从《联合国宪章》，如此才能保证稳定和公正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而少数国家主张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彻头彻尾的“伪多边主义”，只会破坏多边机构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肖连兵：面向后疫情时代，你们对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有何思考？

    波赫曼：事实证明，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这个大胆倡议是极其正确的，它在寻求和实施所谓的“全球南方”的扩展上有大好前景。五国的融合和全方位合作，为很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也获得了很多成果。尽管目前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障碍，但现在是时候加强和深化金砖国家在后疫情世界中的作用了，也期待巴西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卢拉研究所希望能够积极参与到与中国的合作项目中，并促进中巴关系的友好发展，以加强和深化金砖国家合作，应对全球发展挑战。

    郭存海：金砖机制是南南合作机制的一大创新，是南南合作的领头羊，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鉴于金砖国家的经济体量和影响力，金砖机制成为南南合作机制最重要和最具活力的构成，大大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和力量。作为金砖国家中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中国提出的“金砖+”模式是一种合作机制创新，有利于扩大和深化南南合作。后疫情时代，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金砖国家更应加强团结和协作，特别是在科技创新、卫生健康、环境保护、扶贫减贫以及发展知识分享等领域。

    肖连兵：应对气候变化是当前全球关注的一大问题，你们如何看待中巴两国在该领域的合作？

    波赫曼：生态转型已经不再是研究森林的学者和原始森林社区人民的愿望，它已经逐渐成为各个国家发展的新前沿。当前的技术进步为生产系统重构过程打下了特殊的基础，使取得经济发展的新方式及其公平再分配与该过程相适应。此外，国际分工的重组使人民的美好生活摆脱了对破坏环境的新采掘主义的依赖，同时推进了能源矩阵与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标准的进步，这些对新一代人来讲并不陌生。巴西与中国不仅是贸易合作伙伴，在应对全球气候挑战，如何进行治理等方面的合作也将会很有前景。巴西和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很多方面都是合作伙伴。例如，我们都认为，那些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更需要参与这种生态转型的融资，而不仅仅是对世界的工业发展设置障碍，毕竟因为工业革命，他们造成的污染已经长达好几个世纪。同时，要认识到富裕国家普遍采用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并不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他们需要建立一些促进社会公平发展和先进技术发展的项目。

    郭存海：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巨大挑战需要各国共同参与，协同治理，最终形成有效的全球合作机制。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全球气候变化多边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坚定维护者和重要引领者。中国力争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郑重承诺，彰显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巴西作为具有巨大经济体量和全球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议程上同中国拥有共同话语和利益，两国无论在双边还是在“金砖五国”抑或“基础四国”等多边框架下，均就气候变化进程保持沟通，通过南南合作相互支持，坚定维护“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等原则，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共同利益。

    （本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协助，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张子轩、乔建珍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