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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医者讲述】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北京协和医院有一位97岁的医学大家，因儿时体弱多病与医结缘，高中毕业走上“悬壶济世”的道路；他重视教育，以毕生所学传道授业，深受学生爱戴。他对内科呼吸病如结节病、军团菌肺炎等呼吸道感染、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部肿瘤、急性和慢性呼吸衰竭等有深入研究，将一生都献给了医学事业。他就是著名呼吸病学家罗慰慈。
行医七十余载，罗老始终坚持“医道臻于关爱”。老爷子家里一直放着他的老师张孝骞留给他的听诊器，“我有时还能帮人看看病，偶尔还能开夜车赶材料，感觉很好！”
——访谈人王璐
“呼吸科”这三个字是朱贵卿教授先在协和医院提出来的。那会儿在南方叫肺科，朱大夫就说，这个专业包括肺以外的食管啊、胸膜腔什么的，“呼吸科”这个词包括得全面，应该叫“呼吸科”。
朱贵卿大夫是呼吸科的头儿，教我们呼吸系统疾病。他课前的准备很充分，讲的时候声调都很合适。而且他还挺风趣，因为他面对的是阶梯教室的学生，他说这样能吸引学生，别瞌睡。他主张一节课完了以后要留下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让学生一辈子能记住，这点他做得挺好。
有一次考试，题目是总住院医师收集的比较难的病例，我们班有22个学生，就准备了22个病例。考试的时候，每个人自己去抽签，然后就考你。全部的教授都坐在那儿，听你报告，那会儿都是用英文。报告完了，他们发问，你得能答好。我那次考试可能答得还不错，所以他们对我还有一点印象，朱贵卿大夫有几次特别让我接触呼吸病。我想，呼吸病也很重要，中国的呼吸道病人也挺多。后来他们教授会议决定了以后，就通知我说，你就做呼吸行不行？我说行啊，就这么定的。
协和做呼吸系统疾病是从结核病开始的，呼吸道的病在咱们这儿是很重要的病，后来当然还有病毒感染。协和在1941年关门以前，有一个结核菌的实验室，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在那儿，由王叔咸大夫领头进行结核菌的实验。王叔咸是当时内科四个大教授中间的一个，那会儿朱贵卿大夫比他低得多，但是也比其他的大夫年资高，王叔咸大夫就领着他搞呼吸。1948年复校以后，王叔咸大夫去了北医，就由朱贵卿大夫管结核病的实验室。当时第一卫生事务所公卫工作的重点也在协和，我们七年级到呼吸科实习的时候都到那儿去。为什么？因为那里结核病病人挺多。
印象中比较深的病例，有一个就是军团菌。军团菌是在美国首先报告的一个病原，它会造成军团病，这是一个感染病。开头是退伍军人开会，有很多人发烧起来，后来发现是用的水里有军团菌。这个证实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因为发现一个病的病原，你就知道怎么防治。我们国家是比较早知道这个事的，后来我们也开始找军团菌，我们挺努力，也得出了好的结果。
我在新开路80号那儿住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来了一位大夫，是同仁医院的内科主任。我说有什么事？她说你跟我一起去看一个病人，就是她们的副主任，副主任发烧，老退不下来。我说好，我们就去了。那会儿也没有车，就跟她一起走到同仁医院。到那儿我就查了这个病人，当时能买到的治发烧抗菌的药他几乎都用了，一个级一个级地加，治不好。我检查完后说，这个病人是感染了军团菌。因为军团菌发现了就知道该用什么类的药来控制它更好，我就建议她换一个级别比较低一点、便宜一点的药，结果用上就好了。所以我就觉得治病得了解全面，然后治起来就比较方便一些，也比较准确一些。
有一个病人在其他医院诊断是淋巴系统肿瘤，她是清华大学的老师，那会儿才二三十岁，她非常担心，觉得这一辈子就完了，所以就来我们门诊再核实一下。我全面地检查结节分布的情况，我说这是一个结节病，后来证实就是结节病。她每年都给我写信，说“谢谢你，我就是那个结节病病人，感谢你，我现在教书挺好的，没事了”。后来她说，要么我就给你来电话，你也省得回信，我说好，你就来电话。我觉得像这样，你认真了一下，给病人一个正确的诊断，那对她来说是一辈子的事，对我来说也是印象深刻的事。
我们讲课都是主张提纲挈领、印象深刻，能够让学生听完一节课就记住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我讲肺脓肿的时候，常常让学生用嗅觉来观察，因为肺脓肿往往是不同的细菌在发作，所以它都有腐败的味道。有的时候你只要在门口，就知道里头有肺脓肿了，一闻就闻出来了。所以我说，这个就是形象教学。
我觉得协和人应该是很敬业的，在业务方面不断进取，才能够影响到全国。所以要说合格，就应达到最高的、合理的国际标准。我们每一分子在这儿就得提升这种标准，而不能降低这样一个标准。各方面都非常努力，将来肯定会更进步。现在我们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党中央提出来要服务好人民，那我们医疗也在这个范围里，所以一定要不断改进服务，认真、真诚很重要。另外要创新，我们评比的时候，往往还是比较靠前的，但是一定要继续努力才能保住这个优势，别有所降低，至少跟我们现在新时代能配得上，我想这个很重要。
（本报记者崔兴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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