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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教育之窗】
1、美国学校里的教育战争
2021年5月的最后一个周五晚上，美国佛蒙特州埃塞克斯郡的一座大楼里，一群没有戴口罩的（白人）家长们正在参加一个集会。与他们一同参与这个集会的还有佛蒙特州共和党主席德布·彼拉多（Deb Billado）及保守派博主盖伊·佩奇（Guy Page）。发言的是埃塞克斯郡韦斯特福德学区理事会新当选成员利兹·卡迪（Liz Cady），她以公开批评“黑命贵运动”、学区的教育平权政策和批判性种族理论而闻名。“大多数美国人以及我在佛蒙特遇到的大多数人并不关心你的肤色。他们关心的是你的品质！……公立学校应该远离意识形态和层出不穷的理论，它们应当致力于给所有学生提供卓越的教育。批判性种族理论不管有多么华丽的辞藻，都不应当出现在我们的公立学校里。”她的发言得到了家长们的热烈掌声。
就在街对面的一座教堂里，另外一场同样以种族问题为中心议题的集会也正在进行。集会召集人民主党州议员塔尼亚·维霍夫斯基（Tanya Vyhovsky）以及另一群（肤色各异的）家长和学生戴着口罩，保持着社交距离。其中一个学生说他们试图在课堂里讨论种族问题，但遭到了其他学生的反对和忽视，甚至连他们抱以厚望的老师也对这个话题避而不谈。与会的另一位学生认为学校里所教授的历史是彻头彻尾的“教条灌输”，白人教师和学生对种族问题态度冷漠是因为他们倾向于保护自己的社会权力，所以对种族问题视而不见。
这样针锋相对的集会像是一场“对台戏”。起初是在学术界，后来扩散到新闻界，现在连公立学校里，这样的对立阵营也越来越常见。过去的几个月中，在共和党主导的一些州，如亚利桑那、新罕布什尔、俄克拉荷马等，已经或正在通过法案，试图禁止在公立学校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批判性种族理论是否可以在学校被教授，已然成了一场“教育战争”，埃塞克斯是这场战争中无数的战场之一，前文描述的集会是这场战争的某一场战斗。战争的导火索则是《纽约时报》推出的“1619项目课程”。
2、“1619项目课程”之争
2019年，《纽约时报》启动了名为“1619项目”的专题报道，其中以妮古尔·汉娜-琼斯（Nikole Hannah-Jones）发表的故事集最为著名。该故事集中一篇标题拗口的文章——《我们的民主的奠基理念在写下的时候是错误的，是美国黑人的斗争使它们成为真理》——获得了2020年普利策评论奖。文章批评了美国学校教授历史的方式，认为美国的学校在教授历史时，把自由和平等建构为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但事实上当时还有成千上万的黑人奴隶没有获得自由。文章进一步认为美国的历史不应从1776年《独立宣言》的发表开始计算，而应当从1619年第一批黑奴被贩卖到北美大陆时开始计算。
400年前的一个夏天，一艘载着20余名非裔奴隶的货船抵达英属殖民地弗吉尼亚的港口，虽然那时美国作为国家还没有被创建，但后来的美国得以创建的一个重要基础——奴隶制，已经开始了。“1619项目”致力于重塑美国历史，将奴隶制的影响和非洲裔美国人对美国的贡献置于历史叙事的中心地位。该项目一经推出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批评者们（尤其是共和党人）认为“1619项目”试图否定或混淆美国赖以建国的根本原则，误读了美国历史，是一项“宣传”项目，其目的是分裂这个国家，是一种修正主义叙事。时任美国总统对“1619项目”发起了猛烈攻击，声称左派“用欺骗、虚假信息和谎言扭曲、歪曲、亵渎了美国历史，企图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国家是建立在压迫的原则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自由的原则之上的”。互联网上的反对者们把支持“1619项目”的人称为“恨国党（America-hating Left）”。
尽管存在重大争议，《纽约时报》还是决定在美国的公立学校推进“1619项目”并与普利策中心合作开发“1619项目课程”，由后者开发教案、阅读材料、课程活动并召集项目合伙人，旨在推动“1619项目”在美国的公立学校落地。芝加哥、马萨诸塞、纽瓦克、新泽西、纽约及华盛顿特区等民主党主导的地区陆续开设了相关课程。截至2020年5月，全美已经有超过4500多个课堂使用了该中心开发的课程资源，这一数字仍然在增长中。
与此同时，反对者们对“1619项目”也没有停留在口诛笔伐，至少有5个州——爱荷华、南达科塔、密苏里、阿肯色和密西西比——的右翼立法者提交了禁止学校教授“1619项目课程”的法案。爱达荷州、俄克拉荷马州已经通过了类似的法案，明确禁止使用包括“1619项目课程”在内的众多与种族主义相关的课程资源。其他一些试图阻止公立学校引入“1619项目课程”的建议包括：揭示“1619项目课程”背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资助“1619项目课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审查；在州层面标准化测试中加强对“1619项目课程”内容的审查；要求教育部每年向国会汇报哪些学区部分或全部采纳了“1619项目课程”；在联邦政府拨款时只拨给那些没有采用“1619项目课程”的学区。可以预见的是，围绕“1619项目课程”的争议和敌对行动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于美国的公立学校系统。
3、批判性种族理论之争
尽管围绕“1619项目课程”的辩论与历史有关，但美国学校里的教育战争却不仅仅关乎文化和历史，更关乎现实。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学校一直在进行改革，但这些基于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改革——诸如基于标准的课程运动、加强问责、推动私人公司的影响、《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力争上游》计划等——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有色人种在教育上的比较劣势。相反，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在教育机会和学业成就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明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社会中种族歧视依然根深蒂固。
美国学界喜欢从性别和阶层的角度对教育中的不平等现象进行理论化建构，至于教育中的种族差异，美国学界过去采纳的是“劣等种族范式（inferiority paradigm）”——有色人种在生理和基因上不如白人。这一范式的一些基本假设是：人种间的智商有差异；白人中产阶级（男性）被作为标准用来与其他族群进行比较；运用统一的方法与工具测量族群差异；尽管族群之间存在着社会阶层、性别、文化背景、英语熟练程度等变量差异，这些因素都是外部因素，可以忽略不计。在这一范式的影响下，一些研究指出，针对有色人种的补偿性教育政策注定会失败，因为目标群体的智商本来就低，在解决社会问题、制定教育政策、实施教育政策及解释教育政策效果时应当考虑到人种之间的生理性差异。这一范式由于对有色人种赤裸裸的歧视受到了广泛的批评。随着身份政治在美国社会中蔓延，谈论肤色容易被贴上种族歧视的标签，人们对肤色的关注慢慢变得谨慎，如何在学校情境中谈论种族问题也变得越来越棘手，于是“种族色盲主义（racial color blindedness）”逐渐流行。
种族色盲主义者认为在做决定、制定政策、采取行动时不应当考虑种族差异。当人们对种族问题毫不关注时，种族歧视也就不存在了。教育中的种族色盲主义体现在制定标准化的课程要求，对所有人种一视同仁，淡化种族差异，在此基础上突出平等。例如，一种观点认为，当不考虑家庭结构、父母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等因素的话，种族这个单一因素并不能使一个孩子的学业成就更好或者更差。黑人与白人成年后的收入差异不是由肤色决定的，而是由家庭结构、教育成就和工作性质决定的。
问题是，黑人与白人在家庭结构、教育成就和工作上的差距恰恰是种族歧视的结果。种族歧视，尤其是无处不在的系统性、结构性和制度性种族歧视，才是有色人种在学业成就上遭遇到的最大障碍。所谓系统性种族歧视是指那些原本根植于社会、政府和法律中的歧视性规则、实践和习惯，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表面上看来是“公平的”，但实际上这些歧视性规则、实践和习惯的残余影响渗透在整个社会系统的方方面面。例如，尽管美国公立学校里的有色人种已经超过了半数，但公立学校里80%以上的教师却是白人（2018年数据）；黑人为主社区的房价要低于白人为主社区的房价，其学区也相对较差；由于卫生条件不同，有色人种的新冠感染率和死亡率要高于白人……
所谓结构性种族歧视是指由公共政策、机构实践、文化表征及其他社会规范所构成的体系，这些要素相互影响和作用，使得种族间不平等无处不在。结构性歧视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机构有意识的行为，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基本特征。例如，相对于白人儿童而言，黑人儿童更有可能被诊断为有学习障碍而被送到特殊教育机构，因缺少关心和发展而沾染不良习性，然后他们会被开除，成年之后走上犯罪的道路。
制度性种族歧视则是指在社会和政府机构中潜在的系统性不平等资源分配。比如，一个黑人学生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利息往往高于跟他同班的白人同学，因此他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以偿还贷款；这使得他能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更少，因而学业成就更加落后。制度性、结构性和系统性种族歧视就像一个庞大的蜘蛛网。制度性歧视是蛛丝，结构性歧视是这张网的一部分，它们一起构成了系统性歧视这张大网，将有色人种牢牢地困在网的中央。
与之相反，白人由于历史或者现实的原因在高质量教育、体面的工作、高收入、拥有住房、退休福利和社会福利等方面享有相对优势，这种相对优势被称之为“白人特权”——一种历史积累的、潜移默化的白人特权。例如，白人不需要担心佩戴什么样的口罩，甚至不用担心是否要佩戴口罩，因为白人社区的感染率没有黑人社区高；白人不需要整天担心警察会突然叫停他们的车辆，用枪指着他们的脑袋；白人不会担心随时被别人当作小偷或乞丐。所谓白人特权并不是说白人没有这些问题而黑人成天碰到这样的问题，而是指黑人经常仅仅由于肤色不同而遇到这样的问题。白人一旦被有色人种提醒种族问题的存在，就会出现剧烈的情绪波动，这一现象被称之为“白人的脆弱”。
将种族视为一种社会建构而非简单的生理差异，将种族歧视视为社会、政治、法律和经济体系的内在特性而不只是个人偏见的产物，这是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核心观点，也是“1619项目课程”的理论支撑，这才是“1619项目课程”遭到抵制的深层原因。教育中的批判性种族理论主要探究教育中的政策与实践如何导致顽固的不平等状况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研究的对象包括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学校、非洲裔及拉丁裔美国人学区的拨款不足、对黑人学生过度的惩戒、有色人种在争取优势项目时遭遇的系统性障碍、为高中入学设置有倾向性的选拔条件、强化种族主义的课程资源等。
美国学校里的教育战争（或意识形态战争）由来已久，批判性种族理论只不过是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的又一次战斗而已。例如，自20世纪30年代起，保守主义者试图将鼓励学生思考经济不平等根源的教材逐出校园，声称这些教材给学生灌输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20世纪90年代，美国公立学校的人口构成越来越多样化，保守主义者与进步主义者围绕传统教育与多元文化教育展开了“经典名著战争”，保守主义者认为依据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增加来自其他文化的经典著作会压制教育的真正动机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历史科目，保守主义者于1994年试图制定国家课程标准，禁止历史教科书中涉及北美印第安人被隔离或受到暴力对待的内容。这次围绕“1619项目课程”的争论中，保守主义者认为该项目课程刻意抹黑美国的历史，是针对白人的莫须有罪名，并将最终分裂这个国家。
4、教育战争是社会割裂的缩影
当然，学校里的教育战争，或者说是文化战争只是社会割裂的缩影。让战争的双方感到忧虑的实际上是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化，这才是战争的底层“语法”，学校的课程只是表层的“词汇”而已。
12年前，当安德鲁·哈特曼开始撰写《美国的文化战争史》时，他用的是过去时态，认为有关如何定义美国的价值观争论已经结束。该书于2015年出版后，他的观点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但不久之后，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人们很快就发现美国社会中的文化战争只是暂时沉寂了而已。特朗普被称为当今美国“最卓越”的文化战士，他给奄奄一息的美国文化战争带来了“氧气”，让文化战争之火再次熊熊燃烧，其火势甚至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即使拜登上台也无法扑灭。美国社会的政治极化使得党派的领导者们不得不从党派利益出发，被动卷入深不见底的利益争斗；日益政治化的媒体也开始抛弃原本的平衡原则，明目张胆地参与政治，不惜利用虚假信息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
美国人期待一个把美国的整体利益而非党派利益放在首位的领导者来结束这场文化战争，但拜登上台之后的表现无疑是令人失望的。人们终于意识到，美国的文化战争或许永远也不会终止，那些原本认为文化战争已经结束的人们纷纷纠正自己先前的说法，连不承认美国存在文化战争的一些人也开始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作者：周小勇，系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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