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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04日 星期一

    苏东坡的精神版图

    作者:舒大刚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04日 08版)

        《赤壁图》,表现苏子游赤壁。武元直(金)绘

        《苏东坡全集》 曾枣庄、舒大刚 编 中华书局

        【编书者说】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苏东坡劝人读书的名句,他本人的作品也是当得起这一待遇的。

        东坡著作自北宋以来,一直广受读者喜爱。从《中国丛书综录》可知,苏轼诗文集有30种收入37部丛书,这在宋人中无疑是最多的。没收入丛书的诗文集也不在少数,如《巴蜀全书》子项目《苏轼著述考》,仅著录东坡各类作品的目录和序跋,就达290余万字,可见东坡作品受欢迎之程度。

        东坡作品如此受青睐,与其成就全面、作品精湛、人品高洁分不开。他是宋诗的代表性作家,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他开创了豪放词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他是北宋文坛领袖,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名列“唐宋八大家”;他在书法方面是“宋四家”之一;在绘画方面,他提出了写意的“士人画”(即“文人画”)理论;在医药养生方面,后人将其作品与沈括的药方、文章合编为《苏沈良方》……当然,还有人们熟悉的东坡肉等美食,以及以东坡为题材的智慧幽默轶事等等。因此,时至自媒体发达、快餐文化泛滥的当下,东坡作品仍然是人们持久喜爱的精品。

    东坡“志”“气”,源自经学

        《宋史》本传评价苏轼说:“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看来“文章”只是与“器识”“议论”“政事”并列的四个要素之一。成为其“四要素”得到最佳发挥和根本保证的还有“志”与“气”。如果说东坡“文章”似花朵,“议论”似枝叶,“器识”如果实,“政事”如树干的话,那么东坡的“节义”“志气”则是使东坡精神文化之树常青的根柢。

        那么,这些根柢又植于何种土壤呢?

        与东坡相倚相知的弟弟苏辙所作的《东坡先生墓志铭》已为我们揭秘:东坡“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可见东坡的“议论”“文章”皆得益于贾谊、陆贽等汉唐政论;而其“迈往之气”则得益于《庄子》等道家风骨以及著作。

        至于“器识”“政事”“节义”与“特立之志”,亦有其来路。苏辙《东坡墓志铭》又载:“先君晩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云云。可知东坡在诗文词外,还著有《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经学著作。

        《庄子》有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经”是中华士人接受情感培育、政事启蒙、行为示范、艺术熏陶、哲学思考和秩序教育的教科书,是中国读书人奠定人生信仰和价值观、知识体系和基本技能、道德伦理和行为规范的必读之书。东坡以天纵之才、深邃之思来阐释它们,自然是精彩迭出,故苏辙将它们摆在苏轼诗文词等作品的前面,还特别赞叹三书具有能使“千载微言焕然可知”“时发孔氏之秘”和“推明上古绝学”的功效,这无疑也彰显出东坡学术、节义和志气的根柢所在。

    三十年后,渐有知者

        由于元祐党禁的关系,上述三部经学著作在当时并未得到很好的传播。苏轼从海南辗转北归,至常州病危时,将三书托付好友钱济明,由于当时形势严峻,他慎重嘱咐:“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今尽以付子。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估计自己“身后”三十年会有人重视。

        正所谓“金无久蔽,珠不暗投”,是金子总会发光。在他去世后五年,因雷击崇德殿“元祐党人”碑,宋徽宗放松了对苏轼等人的禁锢。一时之间,从朝廷到民间,人们纷纷收集散落的苏轼手稿,使手稿达到片纸寸金的地步,此时《东坡易传》(易名《毗陵易传》)、《东坡书传》逐渐有刻本行世。到了“三十年后”的南宋初年,标榜宋室中兴的高宗皇帝亦喜读苏轼诗文,允许“元祐党人”子弟恢复原有“恩例”,曾经被明令禁止的苏轼诗文也大量刊刻行世,重视其经学著作的“知者”也越来越多,林之奇、朱熹、夏僎、蔡沈等对《书传》大加称引,其《易传》《论语说》也时时见引于南宋同类经注之中,不过人们对三书的刊刻却并不热心。

        直到明朝后期,焦竑等才欲辑刻三苏经学著作,当他托人入蜀访书时,东坡经学三书只得到《易传》刻本一种,《书传》尚是抄本,《论语说》竟然失传了。于是东坡只有《易传》《书传》在万历年间与苏辙的《诗集传》《春秋集解》《老子解》《论语拾遗》《孟子说》等刻成《两苏经解》;入清又抄入《四库全书》,刻入《津逮秘书》《学津讨源》等丛书。可是在前述30余种苏轼文集中,却直接忽略了经解的存在,无论晚清眉山刻《三苏大全集》,还是近时辑印的各种《苏东坡全集》,都没有其经学著作的踪影,以至于人们因不明东坡学术与精神的来源,而误将其归结为源自道家或佛家,不无遗憾。

        近年来,东坡经学逐步得到出版界的重视。2001年,语文出版社曾出版曾枣庄、舒大刚主编的《三苏全书》20册,将三苏父子诗文辞赋、经史子集,兼及假托疑似的文献,以至历代点评资料统统收录,让人们在欣赏三苏父子文学成就的同时,也对其经学成果初有接触。继而在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下,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了舒大刚、李文泽主编《三苏经解辑校》繁体字本二册,对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的经论、经解进行系统收集和整理,初步满足了人们追寻苏氏父子学术根柢之需求。

    惟全惟富,干壮根深

        在三苏父子中,成就最全面、思想最深邃、成果最丰富的,当数“千古一人”苏东坡。因此,将东坡所有著述汇聚在一起,进行系统整理和编录,使之呈现出枝繁叶茂、干壮根深的状况,更有利于对东坡精神进行系统把握和整体认识。

        因此,便有了这套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苏东坡全集》。

        全集之要义,在于“齐全”。套书共八册,前六册为东坡的诗集、词集、文集,第七册为经学著作(《苏氏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第八册为笔记野史(《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东坡手泽》及作为附编的《苏沈良方》《艾子杂说》《杂纂二续》《渔樵闲话录》《调谑编》《问答录》等)。此外,我们还利用编纂《全宋文》和《巴蜀全书》的成果,继续对苏轼诗文进行辑佚,使其成为目前市面上收录东坡作品门类最全、作品最齐的读本。

        全集之可贵,在于重要文献之“稀见”。苏轼的诗文词、笔记、经解,此前虽有整理,但多分散。此次集中在一起,而且按文学、经解、笔记、杂说的顺序排列,具有由花果而识其根干,由根干而散及其他的效果。尤其是久已散佚的《论语说》,此次也从宋代以来各种文献引录中,点滴钩稽、集腋成裘,初步恢复其原貌。又如《东坡志林》的传世版本,有五卷本和十二卷本之别,本次整理除收录五卷本的内容之外,也附录了十二卷本多出的各条,内容更为全面,读者使用也更为方便。

        全集之悦目,在于主次分明、庄谐备至。第一至七册是正编,属于苏轼自撰诗文和著作,是庄严的东坡学术;第八册的附编,则是谐趣的东坡文化。如《苏沈良方》汇集东坡、沈括有关药方、养生的文章,其中部分养生之法至今仍为人们所运用;《艾子杂说》《杂纂二续》等几种,多是托名东坡的作品,大体反映了苏东坡风趣幽默的文化风格(其中《艾子杂说》被认为确系东坡之作);《调谑编》则是后人编集的苏东坡的趣闻轶事;《问答录》记录的则是东坡与佛印的故事,也许多不可靠,却流传甚广,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苏东坡在民间的文化形象。

        汇编这一套《全集》,对我们重构一个完整的东坡形象,突显鲜活的东坡、文化的东坡、信仰的东坡、灵魂的东坡,大致能提供一份完整的文献支撑。如果借由这些文献,追溯东坡之“器识”“议论”“文章”“政事”,与乎“特立之志”“迈往之气”所植根的文化土壤,从而将东坡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界,则是吾等《全集》编者虽劳犹荣之幸。

        (作者:舒大刚,系四川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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