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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22日 星期三

    田间:“擂鼓”的力与美

    作者:罗振亚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22日 14版)

        田间 资料图片

        田间(左)、艾青(中)、魏巍合影。资料图片

        【追光文学巨匠·纪念田间诞辰105周年】

        在诗歌竞技场上,以为今天之诗必好于昨天之诗、明天之诗必好于今天之诗的进化论思维是靠不住的。所以,置身于全球诗歌艺术日益趋新的当下,回望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诗坛仍会发现:彼时诗人群星璀璨,其中规模影响最大的有两支劲旅,一是戴望舒、卞之琳、穆旦领衔的现代主义群落,一是艾青、田间、臧克家统摄的现实主义潮流。二者双峰并峙,互动相生,支撑起诗坛健康繁荣的生态格局。而现实主义诗歌“三叶草”中,田间的创作起点高,跨越时间长,爆发力强,成果丰赡,尽管一直饱受争议,他却“越挫越勇”,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势头,根据现实变幻而频繁调整艺术方式,风格卓然,在创作之路上不断输送经典,影响着同时代乃至后来诗人的艺术走向。

    1.“我要使我的诗成为枪”

        胡风称田间为“战斗的小伙伴”,闻一多说田间是“擂鼓的诗人”,都抓准了田间诗歌的本质。“战斗”“擂鼓”均证明田间从“小伙伴”到“大诗人”的过程中,绝非纯粹的“牧歌诗人”,而是具有诗人与战士的双重身份。作为优秀诗人,田间清楚诗乃生活中的竖琴和夜莺,有很强的艺术独立性;但更深知特殊时期的诗应放弃个体的一己悲欢,听命于社会和时代心灵的召唤,成为“匕首”和“投枪”。田间崛起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正值光明黑暗交错的方生未死之间,战争容不得柔婉娇媚的娱性诗生长,而迫切呼唤鼓手迭出与杜鹃啼血。于是具有强烈艺术良知的田间凛然申明,“我要使我的诗成为枪——革命的枪”,并真的化笔为枪,使从亭子间与书斋走向生活与战场的诗,获得了旗帜的效能。

        抗战期间,他毅然从日本返回祖国,一气呵成的长诗《给战斗者》,以对侵略者的愤怒和对祖国、人民的强烈之爱,喊出高亢激越的声音:“敌人/突破着/海岸和关卡,/从天津,/从上海。//敌人,/散布着/炸药和瓦斯/到田园,/到池沼。//敌人来了/恶笑着,/走向/我们。//恶笑着,/扫射,/绞杀。//今天,/你将告诉我们/是战斗呢,还是屈服?/祖国,祖国呵!”诗像对日寇的宣战书,又似给民众的动员令,振聋发聩的鼓动同呼唤兼具,同仇敌忾的决绝与信念并出,其能震醒社会上昏睡者的雄健与力量可见一斑。

        再如街头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该诗更具鼓舞作用,它在构思上寓正于反,通过敌人用手指着并且言说的场面细节刺激,警示民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的后果,即是民族、国家特别是人将遭受肉体精神的双重屈辱,因此对读者构成严峻的灵魂拷问。虽然诗歌未给出选择的答案,但其内在的逻辑力量凸显的思想态度异常明晰。它和诗人的很多诗一道,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起到了强壮国魂、打击敌人、鼓舞群众的直接作用。

        田间说:“政治激情是诗的灵魂。”他的诗也践行了这一主张,不少作品皆用生命与激情浇筑而成。国家、人民与革命的立场,决定他的诗和个人的闲适情调相去甚远,其常以明朗雄健的声音,传达群体的精神意向和情感要求,从个人出发却有非个人化效应。如《义勇军》:“在长白山一带的地方,/中国的高粱/正在血里生长。/大风沙里/一个义勇军/骑马走过他的家乡,/他回来:/敌人的头,/挂在铁枪上!”诗貌似走笔冷静,实则在雕塑感极强的画面中,对英勇威武凯旋的义勇军英雄的赞美溢于言表,这首诗颂扬的义勇军显然不仅是一个人,其背后耸立着一个群体乃至民族的影像,诗对力的崇尚与对英雄主义的高扬,已暗合奔突蓬勃的东方“日神”精神。再如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赶车传》描写兰妮等人的苦难只是手段,目的是以之为背景凸现主人公无私无畏的精神和英雄主义品格。这种将个人自发反抗和党领导的自觉斗争结合刻画人物的手法,时代感强烈,能使读者超越雪泥鸿爪似的触动,获得全灵魂的震颤。因为田间诗的情感是从命泉流出,灼热,真挚,又连通着群体的情感与经验,不矫揉造作,不拐弯抹角,常如飞流直下,岩浆喷涌,带着一种想象的迅疾与男性的精神硬度,情感冲击力强劲。

        也许有人会说,田间对群体、民族意识的标举是否会削弱抒情主体的个性,殊不知从新诗初期“人的文学”转向田间时代“人民的文学”,不是以救亡遮蔽启蒙,而是对人的个性、解放的深度探求,其实质是更高层次的“人的启蒙”。如果将田间诗歌置于20世纪40年代的世界诗坛,其价值将更加显豁。那时处于生命旺季的存在主义浸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使虚无、孤独、死亡、荒诞等异化主题流行;而中国诗坛的田间、艾青等人,则以力、英雄与崇高的呼唤,打造着一种新态诗歌,它在某种程度上以明智的文化选择,抗衡、矫正了世界诗坛的意识倾斜。

    2.“常”中求“变”之道

        民族文化的长期浸淫,决定“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传统已内化为田间创作的伦理常态;但若停浮于此,田间诗歌便无更多值得圈点之处。田间的独特在于其三十余部诗集,始终灌注着一位赤子诗人对国家、人民之爱,情绪饱满,风格质朴,从题材、旨趣到语言、意象都有浓郁的“中国风”;并且,能“常”中求“变”,因时因势调整表现策略,进行超越式的自我“革命”,于是其诗在不同时段以不同样貌示人,在各种艺术可能性的寻找中,练就了多副笔墨。

        若说早期诗集《未明集》《中国牧歌》和《中国农村的故事》,是从老家安徽无为的乡土里绽开的“精神花朵”,聚焦受苦者的苦难命运与抗争意愿,风格诚挚,虽少成熟的意象,有时一二字一行,支离破碎,但其大胆的“破行断句”里也透着打破形式桎梏的创新冲动。抗战初期的《给战斗者》《义勇军》等诗风一变,短捷的句式、激越的情调、雄浑的气势、凌厉的笔法与峻急的旋律遇合,呼应战时形势与民众情绪,真如一声声“鼓点”,声律与情绪陡增着诗的力感和战斗气质。1939年在延安发起的“街头诗运动”中,田间和邵子南、丹辉等人将诗写“在门窗边,在巨石上,在被轰炸过的墙壁上”,开创了短小精悍而明快的“街头诗”体式及新的传播方式,《一个义勇军》《毛泽东同志》等文本对抗战构成了一种鼓动与推进。而“速写”式的《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卫们》、民谣风的《她也要杀人》对人民和新生活的“拥抱”,及书写肖克、杨成武、聂荣臻等人的组诗《名将录》的“小叙事诗”尝试,1942年后受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鼓舞,写出两部叙事长诗《戎冠秀》《赶车传》,一首是歌颂子弟兵母亲戎冠秀,一首是以农民石不烂的命运歌颂党领导的解放斗争,气势恢宏,从抒情到叙事,从短到长,实现了“新诗的再解放和再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田间的诗歌依然“及物”,歌颂社会,企望和平,形式上千变万化,根据诗的情思特点起用歌谣体、信天游等体式。

        从早期抒情到长诗的叙事变迁,不只是田间诗歌从简单到复杂的转移,其背后深层动因是对诗歌本体、风格的多方探寻。因为田间通过多年实践悟出,过于守“常”易蹈向平庸,过于贪“变”又会浮躁,所以总在“常”中求“变”,将创新视为诗歌的生命线。他创作上的每次新变,都非简单的形式冲动,而是出于生活的需要。这种求新求变的精神,是田间诗歌数次引领诗坛的根由,也使“创造”一词获得了新内涵;说明故步自封或原地“平滑”无异于一潭死水,唯有在宽视野和理想悟性的基础上,不懈创新,超越自我,方有成就大诗人的可能。

    3.“民歌是诗的母亲”

        海涅道出了诗歌与民歌及民间资源间的关系规律:大凡优秀的诗人,都从民歌“母亲”那吸收过营养;文学史上的历次诗歌高潮,均和对民歌借鉴有关,汉乐府之于曹植、五言诗形式,俄国民歌之于普希金、俄国浪漫主义诗潮,无不如此。田间也是接受民歌“母亲”哺育长大的,其1933年发表的第一首诗《坏傻瓜》虽浅淡,却有民歌的“谣”之味道,大众化立场初显。而后学习民歌的大众化意识愈发自觉,他曾多次申明古诗、民歌“和群众的语言,有血缘的关系,是一个母亲所生的”,主张诗“要为群众喜见乐闻”,提倡大众诗风,他很多诗是应时代和群众的要求而作,不仅走群众路线,而且考虑如何表现群众的方式,努力寻找和大众的契合点,将民歌体式和语言作为重要的借鉴资源,以人民喜爱的美的“真理的韵文”姿态出现。

        田间诗歌常从民歌的语言、形象、节奏、比兴手法中汲取艺术养料。像“提防!提防!/提防鬼子清乡。/我们掏出心来,/心连心,/搭成那铜墙”(《提防》)。全诗用群众的口语发声,将口语烧出了生命的原味,平易近人,又有歌谣的刚健与鲜活。叙事长诗《赶车传》则创造了五言民歌体形式,通过快板唱本的韵律、句式与节奏表达农民在党领导下翻身解放的主题,强化了叙事功能,硬朗明快,严谨又富有变化,整饬也活泼,有一种体现“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朴素清新诗风。

        模仿借鉴绝非亦步亦趋的重复,田间对民歌进行了创造性的学习和翻新。如源于马雅可夫斯基启悟的“街头诗”,被他融入意象、情境的中国化改造后,现代性和表现力十足,“狗强盗,/你要问我么:/‘枪、弹药,/埋在哪儿?’//来,我告诉你:/‘枪、弹药,/统埋在我的心里!’”这首名为《坚壁》的诗,富有宣传性,但没将自信从容的气度和戏谑嘲弄的愤恨和盘托出,而借助虚拟问答的事态情境,使诗凝练节制,再造空间广阔。田间诗的大众化取向耐人寻味,不论艺术观念怎样“革命”,诗总要让人能读得懂。

        诗品有三重境界,一重是作者比作品寿命长,二重是作者和作品寿命同样长,三重是作品比作者的寿命长。田间1916年出生,今年恰逢105岁诞辰,离世也有36载,这中间许多诗人化为过眼烟云,被历史逐渐淡忘;而田间的一些诗篇却已进入第三重理想境界,人和作品仍一再被人提及。从这个意义上说,田间是幸运而优秀的。并且,他处理诗歌和现实关系的经验,对艺术创新的坚韧执守,大众和读者第一的诗学理念,至今还充满“启迪场”效应,或许田间创作包孕的启示比其文本自身的价值要大得多。

        (作者:罗振亚,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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