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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作的斗争。’”这段名言出自苏联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著名翻译家梅益在抗战时期上海“孤岛”的艰苦环境中翻译出了这部革命经典，不仅鼓舞了当时民众的抗战热情，而且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为了理想不懈奋斗。
一
距今72年前，1949年春我在大连参加工作时，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认识梅益同志。那时，我不仅不知道梅益同志的大名，更不知道他翻译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在人生道路上，我选择的第一个职业是小学教员。年仅18岁的我，文化程度不高，亟待充实自己，于是报名参加了带有教师进修班性质的夜校，学的是语文。老师是一位胶东人，说话乡音浓重，这倒使我感到很亲切。我很喜欢这位老师，他备课认真，讲课生动、幽默。在课堂上他教给我的许多知识，是我过去从未接触过的。那时，没有教科书，靠的是老师发讲义。有一次，拿到讲义一看，是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节选。
至今我清楚地记得，节录的部分是从小说的主人公“保尔不知不觉地走到松林跟前了……”这一句开始，接着，写了保尔来到他的同志们被敌人——白匪绞死的地方和埋葬烈士的公墓去凭吊的情景。文章写道：“这儿是小镇的近郊，又阴郁，又冷清，只有松林轻轻地低语和从复苏的大地上散发出来的春天新鲜的气味。他的同志们就在这地方英勇地牺牲了，他们为了使那些生于贫贱的、那些一出生就当奴隶的人们能有美好的生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保尔缓缓地摘下了帽子，悲愤，极度的悲愤充满了他的心。”
紧接着，便是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为主人公保尔写下的一段名言：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作的斗争。”
写得多好啊！它立刻引起了我的共鸣。我把它工工整整地抄在我的“名言记录本”的首页，而且时时拿出来朗读。久而久之，我能把它背诵下来，直到现在我迎来耄耋之年，它仍在不断地激励和鞭策着我。
在那以后不久，我找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阅读，才知道译者是梅益，便对他油然产生了敬意。1952年，我从大连调到北京工作，但一直没有机会接触梅益同志。
1964年，我到东京做光明日报常驻记者，在日本一待就是15年。“文革”期间，有一次，我利用假期回国，到书店去看了一下。很多书都从书店消失了，能够摆出来销售的，只有那么几种。其中就有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翻开看了一看，译者却不是梅益。出版者加的《出版说明》写道：“这次出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个新的译本，由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和俄语系72级工农兵学员根据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53年俄文版译出。”还说：“大庆油田采油三部部分工人、黑龙江大学中文系73级工农兵学员和革命教师经过座谈、讨论，为本书写了前言。”
翻阅这本新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哪里也找不到梅益的名字。我想，梅益这位老同志在“文革”中作为“走资派”被打倒，是肯定无疑的了。他翻译的书，怎能再与读者见面？我黯然，怅惘。同时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最喜欢的保尔的那段名言，不知新版是怎样翻译的？我便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书，看到这段译文：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生活庸俗而羞愧；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也许这样翻译，更忠实于俄文原文。但对于不懂俄文的普通读者来说，我觉得还是我早年接触到的梅益同志的翻译更有文学味，因而也更能感染我。
二
1978年夏天，我结束了在日本的记者工作，又调回原来供职的单位——外文出版局。1979年12月我被任命为外文出版局副局长。我在吴文焘局长领导下，开始筹备成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在这一过程中，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知名的翻译家和翻译界的老前辈，其中就有梅益同志。1982年6月23日上午，中国译协在人民大会堂成立。大会是由梅益同志主持的。他当选为副会长，我当选为秘书长。在共事过程中，我对梅益同志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梅益同志是广东潮州人，他原名陈少卿，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1929年，他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在校学习期间，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1931年考入中国大学。梅益青少年时期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尽管当时衣食无着、生活窘迫，仍坚持自学英语，为日后的翻译生涯奠定了基础。从1934年开始，他在北平的《晨报》、天津的《庸报》、上海的《申报》等报纸的副刊和刊物上发表散文和译作，并以此为生。1935年，在北平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底，他受党组织委派转往上海“左联”和文化界救国会工作，与上海“左联”的负责人共同编辑机关刊物《每周文学》。1937年8月，梅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上海沦陷成为“孤岛”后，为了突破日伪的新闻封锁，党组织安排梅益与夏衍着手筹办四开日报《译报》。当年12月9日，《译报》出刊。南京大屠杀和八路军胜利的消息，都是这家报纸首先报道的。出报不到一个月，《译报》就被日本人取缔。后来，梅益等人又变了个花样，将《译报》改名为《每日译报》恢复出版，继续传递中国人民抗战的声音。
1947年3月梅益到达延安，被安排到新华社负责广播工作。从那时起20年的时间里，梅益全身心投入中国广播电视事业，曾先后主持延安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工作。1949年3月，随中央大队进入北平，继续主持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新中国广播工作。1949年12月6日，梅益被任命为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分管宣传业务工作，同时兼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1958年，梅益领导建成了我国第一个电视台，同年5月1日19时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试播，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历史由此开始。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梅益的经历就像一部新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创业史，他是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开拓者。1977年5月，梅益调到中国社科院工作，历任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秘书长、副院长，党组第一书记、秘书长等职。
据了解，梅益同志从1938年到1941年历经四年多的岁月，艰辛地完成了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文译本的翻译。其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新中国成立前还有过其他的版本。据说最早的版本是从日文译本转译的，译者是段洛夫和陈非璜，由上海潮锋出版社出版。不过，这件事几乎不为人所知。梅益同志的译本，是根据纽约国际出版社1937年阿历斯布朗的英文译本转译的，1942年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此书很快引起轰动，解放区的书店纷纷翻印。虽然该书先后有多种译本，但最终还是梅益的译本流传最广最久，影响和激励了中国几代青年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新中国成立后，梅益的译本一枝独秀，先后发行了5版，第一版从1952年至1966年，共印了25次，发行140多万册，第二版到第四版从1979年至1995年印了32次，发行130多万册。
三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所以如此感人，是因为它是一部“超越国界的伟大文学作品”，被视为青年人的生活教科书。这部闪烁着崇高理想光芒、洋溢着生活激情的经典之作，在苏联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这部史诗般的英雄传记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保尔·柯察金执着于信念而坚韧不拔的崇高人格，其形象超越时空，超越国界，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拨动着数代人的心弦。小说问世不久，便被改编成电影和舞台剧，并在世界各地流传开来。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被认为是苏联文学中的描写革命者的最优秀的一部作品。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在谈到这本书时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著作已成为一部别开生面的生活教科书”。它曾经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作品，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成了苏联优秀青年的榜样，并与他们生活和战斗在一起。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像卓娅、马特洛索夫、奥列格·科歇沃伊等苏联青年以保尔·柯察金为自己的人生榜样，为保卫祖国献出了青春和生命。在许多牺牲的苏联士兵身上找到的遗物，是让子弹打穿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在战后的和平建设时期，又有许许多多保尔式的英雄人物积极参加恢复国民经济的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无愧于祖国和人民，让自己的生命闪耀出光芒。
保尔·柯察金在中国也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成了许多中国青年的榜样，无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里，保尔·柯察金的精神激励和鼓舞着中国青年积极地投身于祖国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在今日的中国，保尔·柯察金在青年心目中依然占有崇高的地位。多数读过这部小说的青年学生认为，保尔·柯察金是个十分吸引人、感染人、鼓舞人的形象。他敢于向命运挑战，有一种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保尔崇高的革命理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忘我的献身精神、坚强的斗争意志、乐观的生活态度和明确的人生目标都是青年学习的榜样。保尔的这些优良的品质是任何时代的人都需要的。有的青年说：“现代社会需要保尔这样的人，因为坚定的信念是我们人生航程中的灯塔，给我们以希望和信心；顽强的意志是我们前进的动力，给我们勇气和力量，是我们战胜困难、走向未来的坚强后盾，也是个人充分发展和个人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保尔·柯察金生活的时代虽已成为历史，但他的精神是永存的。对于我们跨世纪的一代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是至关重要的人。人活的就是一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障碍，创造辉煌的人生！”
四
由于梅益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新闻界老前辈，我对他自然感到格外亲切。通过筹备成立译协的工作，我与梅益同志相识以后，有一次，我跟他谈起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说，这部小说对我的鼓舞太大了。特别是保尔的那段名言，成为我的座右铭，至今我还能背出。我告诉他，我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译本后，经过对比，发现他把书中出现的人名和爱称处理得很精彩。例如，书中女主人公冬尼娅，爱称是“冬尼奇卡”，男主人公保尔的爱称是“保尔什卡”。日文译本，全都按原文的称呼直译，未做任何处理。但中文却没有那样机械地翻译。如果中文也像日文版那样“依样画葫芦”地死译，就会使读者搞不清“冬尼娅”和“冬尼奇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保尔”和“保尔什卡”究竟是什么关系，因为中国没有那样称呼的习惯。仅此一点，就说明梅益同志的翻译有创造性，他把书中出现的“冬尼娅”和“保尔”的爱称译作“冬尼娅，亲爱的”“保尔，亲爱的”。这样，既忠实于原文，又使中国读者不感到别扭。
由于中国译协马上要创办会刊《翻译通讯》，我冒昧地向梅益同志约稿，请他拨冗把他的译书经过和翻译经验写出来，以便为创刊号增添光彩。
梅益同志虽然答应写，但迟迟未交稿。编辑部人员和我都很着急。1982年10月20日，终于收到梅益同志的亲笔信和稿子，真是喜出望外！我连忙拆开了信。信是用圆珠笔在稿纸上写的——
刘德有同志：
《翻译通讯》的同志一再催我交稿，今天是星期天，我终于把它写了出来。（昨天）星期六下午，催稿的那位女同志说，如果我没有空，将派一二位同志来找我，同我面谈，然后把谈话整理出来发表。这启发了我，因而用访问的形式写成这篇东西。这比用自己的名字发表要好一些，免得人家说我在自吹自擂。文章请你看看，该修改的地方请你修改，我不会有任何意见。
问你好
梅益 十七日
看了信，我才明白梅益同志迟迟未交稿的真正原因。原来，梅益同志怕用自己的名字写文章被人误解为“自吹自擂”，遂改为记者采写的形式。
1983年第1期《翻译通讯》刊登了这篇由梅益同志撰写、署名“本刊记者”的文章——《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者梅益》。
梅益同志在文章中说，1938年抗战时，他在上海地下党文委工作。有一天，刘少文同志带一本书来看他。这本书，就是纽约国际出版社1937年出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英译本。刘少文对他说：“这是一本好书，描写一个苏联青年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对我国青年有很大的教育意义。请你把这作为党交给你的一项任务，把它翻译出来。”梅益同志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但由于上海当时已成“孤岛”，在艰苦的环境下，他要同时去完成党交办的其他几项任务，所以只能时译时辍，前后花了近5年时间才译完，交给新知书店出版。梅益同志还说，他在译书的过程中曾得到姜椿芳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的很大帮助。当时，姜椿芳同志在苏联的塔斯社工作，作为掩护，从事地下党的活动，但他抽空用俄文版仔细地校阅了梅益同志的译本。英译者删节的部分，也做了补充。
梅益同志还谈了他译书的体会，说他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对作品所描写的许多事物，特别是苏联红军的战斗生活很不熟悉。当时他只有二十几岁，完全缺乏对奥斯特洛夫斯基所经历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亲身体验。他认为，“一部好的文学译本，不仅要求译者要有语言修养和艺术修养，更重要的是要译者熟悉作家本人，熟悉作家的社会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熟悉作家的创作手法等，这些是提高译本的艺术水平的重要保证。”梅益同志说，当时他唯一的有利条件就是作者和译者都共同怀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理想，共同热爱世界上第一个由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这共同的立场和感情，使译者对作者所描写的生活和斗争比较容易体会和理解，因而使译文也比较能够达意传神。
梅益同志说，他的另一个困难是从英译本转译，使译文的“信”和“达”受到了限制。他说，考虑到民族语言的因素，译文的“信”和“达”也不是绝对的。文学译本不应当单纯是一种精确的复制品，它既要求准确性，又要求艺术性。文学译本最好是直接从原文译出，效果较好，经过转译后，总不能很好地传神。他认为，他的中译本由于是转译的，因此在充分传达原著的艺术风格上“很可能有缺陷”。但，他考虑到译本的主要读者是青年人，包括文化水平不高的职业青年，因此不是紧扣字面、死译硬译，而尽可能使译文通顺流畅，让读者能够读下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梅益同志对译文曾多次进行过修改，但他谦虚地说：“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做好。”
我接到梅益同志的信和稿子后，于10月24日写了回信，在信中写道：“我作为第一个读者拜读大作，深受感动，且受益匪浅。《访问记》不仅告诉人们很多过去从未公开的事实，而且将使读者了解老一辈翻译家新中国成立前在白区艰苦奋斗的不平凡经历。我相信，这篇文章一定会鼓舞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努力奋斗的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
五
梅益同志在他写的那篇文章中提到他曾多次对译文做过校改，不仅如此，据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还请俄文翻译家刘辽逸同志根据原本校阅过一遍。我曾看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5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那段名言已经不是我在大连时看到的译文，已被改为：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最近，我还有机会看到译林出版社于1999年4月第5次印刷的新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那段名言又做了如下的改译：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的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这一版的译者曹缦西和王志棣同志在《译序》中写道：“漓江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的新译本中，黄树南先生对这段名言做了改动，他认为‘碌碌无为’四字还没有表达出原文的全部内容，因为从保尔默默思索人生的意义，脑子里出现这段名言的近背景和远背景来考虑，应当把它理解为对全书思想的总结。保尔所反对的不仅仅是虚度年华、碌碌无为，他更反对卑鄙和庸俗。据此，黄树南先生将原译文中的‘碌碌无为’改成‘卑鄙庸俗’。”“我们觉得，黄树南先生的看法不无道理。因而，在翻译这段名言时，我们借用了梅益先生的译文作为基础，吸收了黄树南先生的思想，从文字上做了新的处理。”
呜呼！恨我不懂俄文，无法参照原文核对译文，也无法对新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发表议论。尽管这几种翻译各有千秋，彼此之间有些微妙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它们“大同小异”，但不知为什么，我至今仍对早年在大连看到的梅益同志的译文感到无比亲切。这，也许是一种怀旧之情，或者它早已成为我思想和感情生活的一部分，“根深蒂固”到难以改变的程度吧。
末了，顺便说一下。最近我查阅了三种日文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50年4月科学社出版的杉本良吉的译本、1955年12月岩波书店出版的金子幸彦的译本、1956年6月出版的新潮社的中村融的译本），发现保尔那句名言的翻译，接近黄树南先生的理解。现根据岩波书店的译本试译如下：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于人只有一次而已。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卑俗无聊而羞愧。临死，他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作者：刘德有，系原文化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