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视野下的古代晚期研究

    自20世纪以来，公元4-8世纪地中海世界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一直是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经典课题。这一时期涉及奴隶制生产方式向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问题，因此同样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所关注的领域。

    直到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研究者仍然在“罗马帝国衰亡”的解释框架下考察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不例外。例如，佩里·安德森在1974年出版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中，将蛮族入侵看成是地中海世界转型的主要外因，农民们受到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沉重的税负让他们丝毫不关心蛮族的入侵，这是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内因。

    就在同一时期，“罗马帝国衰亡”研究范式被改写。当时年轻的牛津大学讲师彼得·布朗在《古代晚期的世界》中提出了“古代晚期”这一概念，强调罗马帝国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地中海世界文化中的活力和创新，反对“罗马帝国衰亡”的传统解释框架。“古代晚期”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成为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领域的“显学”。许多学者追随布朗的研究路径，借助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化变迁。文化史、艺术史和思想史成为古代晚期研究的主要领域，而政治史、军事史和社会经济史等传统研究主题则一度受到冷落。

    自21世纪初以来，贾留斯·巴纳吉和克里斯·维克汉姆这两位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古代晚期研究的新视角与传统的研究主题结合起来，分别对地中海世界转型阶段的社会经济史进行考察，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巴纳吉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关于地中海世界转型研究的代表作有《古代晚期土地制度的变迁》和《探索古代晚期经济》。他对古代晚期的兴趣最初来自阅读圣克鲁瓦的《古希腊的阶级斗争》，但并不认同书中对罗马帝国晚期地中海世界社会经济状况的悲观主义描述。在他看来，圣克鲁瓦、琼斯以及之前的绝大部分研究者对罗马帝国晚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悲观态度，都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在“衰亡范式”下对罗马帝国晚期社会经济状况的阐释。韦伯认为，公元3世纪以后，地中海世界的经济开始了一段长期衰退的过程。当时的罗马帝国饱经战乱，劳动力短缺，货币贬值，民众税赋繁重。为了应对这些危机，土地所有者们恢复了在土地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导致地中海世界的货币化率大幅度下降。

    巴纳吉试图论证韦伯的观点并不成立，他通过研究提出了两个主要的学术观点。第一，考古资料表明，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货币化率要高于之前的任何时期。第二，当时存在着较为繁荣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经济。这样的发展趋势源于4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在行政体系和财政制度上的改革。戴克里先皇帝对罗马帝国行政体系进行改革，吸收了大量行省精英，以此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这一新兴的精英阶层充分利用罗马帝国的税收体系，让国家用货币来支付他们的报酬，以方便他们更加快速地积累财富。

    巴纳吉还试图通过这一时期埃及纸草中保存的大量私人商业契约来论证，古代晚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并非如此前学者们描述的那样衰退，而是充满了活力。他将这一时期的埃及描绘为一个农业经济繁荣的地区。新兴的精英阶层占有大量土地，雇佣大量的自由劳动力，以货币支付劳动者的报酬。

    大多数研究者并不反对巴纳吉对韦伯理论的批评，但他得出的结论也引起了不少质疑。首先，埃及在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经济版图中具有特殊性，并不能代表整个罗马帝国东部的社会经济状况。其次，他没有讨论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大规模的瘟疫和自然灾害对社会经济所造成的冲击。最尖锐的批评来自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汤姆·布拉西，他认为巴纳吉试图论证这一时期地中海东部存在着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这等于走上了现代派的老路，回到了19世纪蒙森、迈耶等人对罗马经济的看法上。而蒙森的观点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所批判的对象。巴纳吉所谓的自由劳动力实际上并不自由，许多土地上的劳动者都被迫终身依附于土地所有者。此外，巴纳吉并没有详细论述当时埃及生产关系的变迁，而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与巴纳吉相比，维克汉姆的论著受到了更多学者的认同。维克汉姆是牛津大学中世纪史教授，关于地中海世界转型研究的代表作有《构建中世纪：400—800年的欧洲与地中海世界》，此后出版的《罗马帝国的遗产》则是对前一部著作的补充，将文化史的内容纳入其以社会经济史为主要视角的解释框架中。

    维克汉姆的研究有两个出发点：其一，当今的古代晚期研究多偏重文化史，且集中于对社会上层的研究，缺少对地中海世界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研究，对这一时期社会的中下层群体尤其是农民的情况关注不多。其二，对“罗马帝国衰亡抑或转型”的争论存疑。维克汉姆认为这一时期既有断裂又有连续，并不存在某种单一的发展特征。

    维克汉姆将公元4到8世纪的地中海世界分为一些区域进行比较研究。他将意大利地区、高卢、伊比利亚和北非作为罗马帝国西部后续发展的研究案例，将埃及、叙利亚地区、爱琴海和安纳托利亚（拜占庭帝国核心地区）作为拜占庭帝国统治下地中海东部地区后续发展的案例。此外，他还将当时的英格兰、威尔士和丹麦地区作为非罗马化地区在这一时期发展的案例。对于每一个地区，他都结合当时的文献和考古证据，从国家形态、贵族的权力结构、农民的生存状况和交换体系四个方面进行考察。他指出，研究者仍然可以从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中总结出一些普遍的特征：比如，与此前的罗马帝国相比，中世纪早期国家在财政体系上普遍更为简化；贵族阶层（原先罗马帝国中的大土地所有者与蛮族统治者合作，形成西欧各国中的贵族阶层）更为衰落，经济实力大不如前，并且逐渐转型为军事贵族，强调尚武的风俗；农民的负担总体上减轻了，他们拥有较大的自由，甚至在部分地区完全摆脱了对贵族的依附；罗马统治的衰亡导致各地区之间原本就存在的文化差异日益扩大；罗马帝国时期较为固化的社会等级制度消失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增强了，而所有这些发展趋势都始于罗马帝国时期曾经将整个地中海世界联系起来的跨地区财政体系的崩溃。

    农民问题是维克汉姆关注的重点。他认为这一时期地中海西部一度出现过一种“小农生产方式”，其特征是农民在劳动生产中不依附于贵族，拥有较大的独立性，劳动强度也较小。但由于当时物质文化条件的衰落和地中海世界跨地区交换体系的崩溃，大多数农民的劳动仅仅满足于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难以通过交换盈余的劳动产品来致富。这种生产方式一直持续到公元7世纪。随着法兰克和意大利等地区贵族阶层力量的增长，农民所遭受的剥削加重，各地陆续从小农经济转型为封建经济。

    维克汉姆的两部著作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尤其是《构建中世纪》一书，先后获得了2005年度英国的沃尔夫森历史奖、2006年度德国的“多伊彻纪念奖”和美国的“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奖”。

    当然，研究者们也指出了其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之处。比如，他没有将巴尔干、亚美尼亚等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地区纳入考察范围内，对宗教文化的影响以及这一时期的货币制度缺乏充分论述。实际上，维克汉姆在《构建中世纪》的序言中已经有所提及。他表示，从社会经济史视角构建的地中海世界转型的解释框架无法涵盖这一时期的所有方面，再加上语言能力和研究专长的限制，他也不可能对地中海世界的所有地区进行详尽的考察。

    总体而言，这两位研究者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问题意识出发，考察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和社会下层农民的状况，为当今方兴未艾的古代晚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他们的研究也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认可，对地中海世界的转型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作者：康凯，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