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人生 师者典范

    【大家】  

学人小传

    黄济（1921—2015），山东即墨人，教育家。1945年入北平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1948年入华北大学政治教育部学习。先后在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曾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副理事长，获“全国教育科学研究突出贡献奖”。被誉为“新中国教育理论的开拓者”“新中国教育哲学学科主要奠基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守望者”。

少壮功夫 儒学根基

    一百年前，先进的中国人正在历史困局中寻找出路。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此前三日，黄济诞生于山东即墨，故自称“庆幸与党同庚”。

    “即墨”名称见于《战国策》《国语》《史记》等典籍，隋开皇十六年（596年）重建即墨县于今址。即墨古城有元代所建供奉姜尚的万寿宫以及供奉孔子的文庙。在文庙，明御史蓝田所书“圣门”，总督郭秀书所书“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赫然其中，棂星门、大成殿、启圣祠、乡贤祠、名宦祠应有尽有。古城东西南北四阁齐全，街巷纵横，古迹牌楼密布。即墨可谓钟灵毓秀，贤哲辈出，黄济生于斯长于斯，所受熏染不言而喻。

    黄济家世居距即墨古城“通济”门百余米远的西阁里于氏胡同，房前有墨水河，且临“共济”桥。黄济本姓于，原名鸿德，“德”乃辈分，“鸿”乃鸿雁之鸿，寓意将成就“鸿儒大德”。他尝撷取苏东坡《和子由渑池怀旧》之“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诗意，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雪泥鸿爪》。他出生时家境殷实，祖辈父辈以耕、商为业，主营的“天祥栈”布匹生意颇有名气。其祖父于延绩纳妾程氏而生世琢，祖母程氏地位低微，然勤俭持家，平等待人，包括善待男女佣人，由此培育了黄济对劳动者的尊重及平等待人的作风，也影响了他性格中的“柔顺”。外祖父黄氏乃忠于前清的遗老，尝饱读经书，有秀才功名，恪守“君子固穷”之圣训，不肯教“洋书”，不免家境贫寒。其母自幼生活穷苦多病，但勤劳质朴，在于氏家族待人和善且受称道。

    黄济3岁遭先祖之丧。当家的二祖父于延绣以其为同辈中长子，对他呵护有加，管教甚严，要求行为有礼貌，讲话有分寸，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食不语，必珍惜食物；做力所能及的事务，不得叫苦喊累或哭泣。由此，黄济逐步养成了礼貌待人、慎于事而讷于言、勤俭耐劳的习惯，并保持终身。4岁时，其母黄氏离世。后来投奔解放区时，他取“黄”姓，实含念母之情；名曰“济”，乃“济世”之意。观其一生，确有“济世”之志，且有“修己安人”之实。二祖母苏氏性格温厚，善与人处，懂得许多历史和神话故事，堪称黄济的“蒙师”。她讲述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故事，引发了黄济爱憎与同情之心，且为日后理解相关诗文提供了背景知识；她讲述的即墨先贤李毓昌因查赈反贪而就义的故事，让他萌发了对先贤的敬仰之情；她讲的孔子弟子公冶长通鸟语的故事，为黄济学习理解《论语·公冶长》带来助益。

    1927年春，由其父送到邻近一秀才开办的教馆。入学即向至圣先师孔子行跪拜礼，孔夫子的圣人形象从此在其幼小心灵中树立起来，由此开始了近九年的私塾生活。初期学习和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养教材以及《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尽管两年尚未开讲，但已初步收到“蒙以养正”功效。其后师从远房四伯父和继母之父。尽管因父丧、析居、避乱、偿还债务，学业忽就忽辍，先后更师凡五，但行年十四，他已将“四书”及“五经”中的《诗》《书》《礼》读毕，主要是背诵加识字，亦多有稍明大意之处。

    1934年至1936年春，即墨老秀才朱子勃为躲避匪乱而携幼子来“家馆”讲授经、史、子、集，讲活了从前只背不释的经书，还讲授了蒙学作文和诗词写作常识。黄济后来写成《诗词学步》，即得益于此。师从朱子勃两三年，他获得的不只是古典知识，且有循循善诱、爱生如子的教育品质，以及“学古而不泥古，尊儒而不排他”的态度。私塾打下的国学经典根基，令黄济终身受益。

    1936年春，正当“志于学”之年，黄济由私塾转入即墨县立考院小学五年级就读。“考院”本是科举考试之所，此时的考院小学在黄济看来已是“洋学堂”，他开始接受现代教育，除了熟悉的语文，还要涉猎“一无所知”的数学、自然、地理和音乐、体育等课程，求学生涯步入新阶梯。考院小学的学习成为“从受封建教育走向接受资本主义教育的新阶段”，个人生活、民族危亡，都摆在面前，逼迫着他去思考和选择，试走一条“别样的路”。

心向光明 许身教圃

    先生心向光明，然深感教育之落伍与自身之不幸，故愿竭力以学教育，最终许身教圃，希能予“贫寒无告而失学者”以求学之机，以作育国之栋梁为职志。

    1938年年初，日军侵入即墨，家乡沦陷。先生投奔山东五战区第十纵队政训处，不久被日军打散，尽管在此工作短暂，但他受到了最真实的抗日爱国教育，奠定了一生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与忠诚。尽管“门衰祚薄”，但祖母悯其失学，且以为在敌人铁蹄下赋闲家居亦非长久之计，乃卖地借贷，赖友人之荐，1939年春，黄济进入标有“礼门义路”、以“见贤思齐”为训的青岛礼贤中学一年级就读。汇聚于此的教师多有爱国之志。“师长之训词中，时有国家思想及民族意识之灌输”，唤醒学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从考院小学到礼贤中学，黄济从一个旧社会旧家庭的长子长孙，逐渐转变为一位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进步青年。

    1941年7月礼贤中学毕业时，凭其年级前十名的成绩和“甲”等操行，黄济实可获得免试升高中机会，但因家境无力供给而痛失升学良机。为维持家庭生活，他回到母校考院小学任教，教国文、算数并担任班主任，此乃其教育生涯之始。然社会黑暗，世态炎凉，日寇残暴，莫不亲尝日观，幸有数百天真烂漫小朋友缠绕左右，“得睹一息之真情”。当发现处于沦陷区的考院小学有奴化教育倾向，他顿感“有愧国家和民族”，遂于1943年3月转赴何陋乡小学任教，其从教之初朴素的价值立场昭然可见。

    1943年7月，黄济告别家乡，通过敌伪封锁线，远赴皖北国统区，就读临泉山东省第一临时中学高中二年级。校长张敏之聚集了一批传道授业解惑的进步教师，进入该校学习者大多是来自沦陷区的有志青年。在1945年5月毕业前夕所写《自传》中，黄济回顾了身世家世和所走过的路，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并明确表达了教育报国之志：“余深感教育之落伍与自身所遭之不幸，故愿竭力以学教育，从事教育，希能予贫寒无告而失学者以求学之机，使勿感就学之难与失学之苦也。此余之宿志，亦祖母之所厚望者焉。”业师张可为批阅：“敦厚朴实，从容不迫，佳作也。”作为清华大学冯友兰的高足，张可为善于讲授哲理，敢于评论时政，这对黄济的进步很有启迪。6月，他抱抗日救国之志参加青年军。其间，撰写《战争与和平》一文，确信我国抗击日寇的正义战争必胜。获悉日本投降，他欣喜莫名，用微薄的军饷买鞭炮庆祝。

    1945年9月，黄济如愿就读北平师范学院教育系，“读了北师大后，就定了做教师的终身志愿。深知作‘经师’不易，作‘人师’更难，希望能在这两方面加强修养”。其间，与同班同学发起成立“农村教育研究会”，力图振兴农村教育；作为主要成员参加进步同学组织的“合作社”，筹集进步活动资金；抗议国民党滥炸河南开封残杀民众的暴行，为此撰联声讨：“杀尔妻孥，毁尔家室，报仇雪恨还有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斗争清算不饶他。”面对白色恐怖，血的教训，先生“考虑今后的道路应当如何走，萌发了去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心愿”。月底，他首次化名“黄济”，由北平城工部地下党组织介绍，历尽艰险，到达正定解放区，到了自由新天地。

    1948年8月，黄济入吴玉章执校的华北大学政治教育部学习。他聆听艾思奇等讲授的《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简史》，胡华讲授的《中共党史》，钱俊瑞讲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牢记吴玉章校长教诲：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站稳政治立场，将所学与实际联系，过有自觉纪律的生活。12月30日，华北大学全体师生为革命老人吴玉章庆祝七十大寿，黄济听着吴老发表充满革命激情的演讲，望着这位忠诚革命、虚心好学、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革命老人，敬爱之情油然而生。1949年1月，他听取成仿吾副校长解读《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一历史文件，坚定了中国人民必胜的信心。随即领取由校长吴玉章、副校长范文澜、成仿吾签发的毕业证书。之后分配到师范教育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党的文教政策，了解老解放区的教育实际，奠定了之后贯穿终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教育观。

三校持鞭 深耕杏坛

    从参加革命到1998年离休近五十年间，先生“三校持鞭”，新途展英姿，总以儒者风范，用行舍藏，心志虽苦，傲然挺立，深耕杏坛，成就卓著。

    华北大学于1949年3月随中央机关进入北平，黄济被分配到华大拈花寺分部和二部任班主任，后到教育教研室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确定了尔后数十年的研究轨迹。1950年春，组建中国人民大学，黄济所在的华北大学教育教研室更名为教育学教研室。暑假前，苏联专家波波夫前来指导教育学科建设，先生借机学习苏维埃教育学。暑假后，教育学教研室招收了第一届“教育专修班”学员，他与王焕勋协助波波夫讲授教育学，这是其在高等学校教授教育学的开端。

    1952年春，因院系调整，人民大学教育系成建制地合并到北京师范大学，黄济受聘为讲师，继续为“大学教师专修班”和教育系本科开设《教育学》课，先后协助董渭川、王焕勋担任教育学教研室副主任，共同完成《教育学讲义》并于1955年年底出版。1961年4月，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工作会议之后，他与丁浩川等参与刘佛年主持的《教育学》编写工作，共同期盼形成有中国特点的教育学。1963年，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苏联教育理论和中国教育实际及自身教育实践经验，他独立编撰成《教育学讲授纲要》，为中国特色教育学体系建设作了有益的早期探索。

    “竹青新雨后，山秀晚霞时。”改革的春风吹来时，年近花甲的黄济又焕发了青春，深耕杏坛，积淀广博学识，以中华文化教育为根基，深研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倡导知行合一，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而不懈努力；主张古为今用，中西合璧，为构建新中国教育哲学体系而勇于担当。恰如其《六十述怀》所言：“六十年来荣与辱，喜庆今日又逢时。愿将微躯化春蚕，为织锦绣吐长丝。”

    黄济对改革开放后教育哲学学科体系的奠基之功最值得提及。1979年，根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他受命开展教育哲学教材建设，借参与刘佛年主持编写的全国《教育学》教材之机，听取“中国哲学史”系列讲座，以打牢教育哲学的中国文化根基。1980年春，他参加华东师范大学开办的为期两个多月的“教育哲学讲习班”，听取美籍华裔教授樊星南主讲西方教育哲学流派。此外，他还向新中国成立前曾开设过教育哲学课的刘佛年、傅统先等教授请教，课余遍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哲学论著，逐渐形成了开设教育哲学课程的初步设想。1980年下半年就为北师大教育系77级本科生开设了新中国第一堂“教育哲学”课。在两年授课基础上，1982年，他完成了《教育哲学初稿》，这是新中国第一本教育哲学专著。在此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教育哲学》于1984年出版，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教育部优秀教材二等奖。

    作为具有中华文化自觉的“新中国教育哲学的拓荒者”，黄济在完成《教育哲学初稿》的过程中就深切意识到，“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学科体系，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思想”，他在该书各章节中，融入丰富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1994年6月，他在与人合作出版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中，全面阐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特点，深入研究了传统教育哲学基本问题，精辟论述了传统教育哲学中“天人合一”“政教统一”“文道结合”“知行合一”等范畴。该书于1996年12月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998年11月，他的新著《教育哲学通论》出版。该书坚持“古今贯通，中西融合”的研究思路，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作了精确梳理和提炼，令教育哲学有了中华文化之根、民族之魂；对西方教育哲学流派作了评述，力求有所借鉴；着力论述教育哲学的基本问题，回应教育面临的现实问题，从而实现了中国特色教育哲学的体系化，成为20世纪后期中国教育哲学重建的标志性成果。该书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离休之际，他曾作七律以明志与自励：“教圃耕耘五十春，喜看桃李已成林。一生两投任评说，三校持鞭务求真。行不负人常用忍，文须出己莫效颦。天公若肯增岁月，自当续播争寸分。”

守望国学 念兹在兹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离休后17年，是先生耕耘与收获的“黄金期”。他在受邀讲授传统教育哲学和国学专题的同时，深入中小学校传统文化教育实际，注重传统文化经典的重新阅读、考证、诠释。2000年新著《诗词学步》出版时欣然赋诗：“不写专业写诗词，良苦用心谁人知？莺歌燕语本多术，何必独搂于一枝！”显然，不囿于教育专业，从事经典诗文著述传承，有其原委可究的“良苦用心”。

    基于中国教育传统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哲学，是黄济重要的学术取向。他善于从现代教育哲学问题出发，去回溯和总结传统教育哲学的丰富思想观点，为建立教育哲学学科体系提供思想源泉。1986年他发表的《试论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一文确信：“优秀的古代教育遗产，不仅是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精华，也是对世界人类文化宝库和教育思想的重大贡献。”自1997年主持《中国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课题，他就主张“把中国教育传统这一历史前提和资源转化为现代化的‘源头活水’”。2000年年初发表的《20世纪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认为，“丢掉本国的历史遗产，就会使教育失去民族的特点”，主张“找到优秀遗产与现代化结合的契机”。

    “公民道德教育”是世纪之交东亚地区教育面临的重要话题。他早在1993年就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道德与公民教育”研讨会，发表《中国古代道德教育传统述评》一文，探讨两岸四地伦理道德教育。2000年，他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出席“公民与道德”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并发表《传统美德与师德修养》，论述了中国优秀师德传统的重要价值。2007年11月，他出席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主办的第三届“儒家伦理与东亚地区公民道德教育”论坛，交流“三大关系与道德修养”，认为道德修养首先要解决自我关系，做到“自省”“慎独”“修身为本”；由此延伸到人我关系，恪守“忠恕”之道，推己及人，立己达人；继而延伸到人与自然关系，天人合一，民胞物与。

    “国学热”乃世纪之交兴起的文化现象，黄济作为国学功底深厚的教育家，深刻省思“国学热”究竟意味着什么，并自2006年接连撰文三论“国学热”。他认为这股热潮的出现，是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值得肯定的“大好事”；强调“中国出了一个孔圣人，而且是世界伟人，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称道孔子为“万世师表”是恰如其分的；强调分类对待历史遗产：有的“可以完全继承”，有的“需要去粗取精”，有的在当时需要但未必能“用于今日”；指出不可厚古薄今，否则“得不偿失”；要对症下药，不要乱开药方，避免误导。2012年9月，他出席国教院国学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会时题赠“学古而不泥古，尊儒兼顾百家”，主张学古而不是复古，要回到孔子并发展孔子；要“尊儒”，敬畏儒家经典和圣贤，在传承儒家精神的同时，要注重挖掘诸子百家的多元文化宝库。

    国学教育关键在集“经师”“人师”于一身的教师。在黄济看来，要做到“诲人不倦”，首先要“学而不厌”，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修养，成为“经师”与“人师”结合的典范。为此，自2005年承担中国教育学会重点课题《中国传统文化与青少年素质教育研究》，他就开展国学教育实验，引领教育工作者研读经典。2007年年底以87高龄赴青州出席“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论坛”，听取各地实验校课题成果汇报，观摩国学课，强调继承传统关键在教师，要先做经师，更做人师，表示愿与大家一道毕生推进国学教育。2009年9月，他为威海长峰小学课题研究成果撰写“读后感”，期望广大教师精心研读《论语》，学习孔子教育思想及其伟大的教师人格。

    适合教师研读的国学读本的编写与中小学国学经典课程的设置，是多年来国学教育面临的难题。黄济基于早年私塾学习，结合长期从教生涯，联系现实，提出了国学课程的设想与建议。在黄济看来，五千多年悠久的中华文明和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作为中国人对其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在持续三年为《中国教师》“古典文化”专栏撰稿的基础上，他于2010年写成的《国学十讲》，从蒙学读物到四书五经，从诸史到诸子，从诗词文章到谜语对联，都有所涉及，文中常有发人深省的论述和独辟蹊径的解读。与此同时，他率众弟子编撰的《中华文化经典导读丛书》于2011年年底推出，其中包括《蒙学新读》《四书解读》《诸经品读》《诸子选读》《文赋释讲》《小说别裁》《诗词赏析》《曲剧品评》，备受学界关注。

    中华传统文化已融入黄济的生命和血脉。在他那里，传统文化教育贵在修身，身体力行，绝不局限于“纸上”所得，是“行不负人”的道德自觉，是“行胜于言”的躬行践履。他许身教圃，以“桃李成林”为最大满足；以辅导保姆读书最终令其考取大学为莫大欣喜，也有因没能把另一位保姆培养成大学生而心存遗憾；即使获得“全国教育科研突出贡献奖”，赢得各类荣誉或赞誉，仍唯恐“亢龙有悔”。鲐背之年，仍倾力主编《中华国学教育经典丛书》，撰写了其中的《古文启蒙》和《诸经选读》部分章节；弥留之际，仍牵挂该《丛书》和《四书注解》的完成与出版，为中华文化研究与传承殚精竭虑，守望终生。

虽不能至 心向往之

    2013年春日，黄济撰写《述志兼遗嘱》：“我生一世似雪鸿，为寻别路奔西东。生时愿为孺子牛，死后难作众鬼雄。与其当作骨灰撒，何如留为实验用。若能救济疑难症，更使无妄了此生。”2015年1月8日先生仙逝，弟子们痛失恩师，挽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存师者典范，仁者不忧智者不惑续君子遗风。”遵先生遗愿，丧事从简，遗体捐献给需要帮助之人，当日捐献眼角膜为患者带来光明。那几日，全国四面八方数千名学人和亲友，心怀仰慕之情，前来追思与告别；《中国教育报》刊发《黄济：鸿德济世做学问》一文，称颂其道德学问；《光明日报》头版刊文“再也见不到那位蹬三轮的老先生了”，追忆这位新中国教育哲学学科主要奠基人。

    2019年清明，珍藏先生书籍、手稿、书信、笔记、书法、照片等遗存的“黄济学馆”落成于尼山，先生子女、群弟子及生前好友聚集于斯，深切缅怀先生君子遗风。黄济学馆落成以来，一直发挥着珍藏与征集、陈列与展示、研读与研究、传承与教育的综合功能，助力于中华民族文化教育血脉的延续。

    黄济一生追求光明，作为一位坦荡无私、求索奉献的仁者，他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了后生，用自己的生命书写着对党和教育的忠诚。翻阅黄济最后一个“七一”日记，先生自称“庆幸与党同庚”，是日完成《易经》选读，开始整理“三礼”，“算是我向党的献礼”。翻阅《黄济讲国学》，一段闪光的文字跃然纸上：“我深深感到一个人来到世上是不容易的，不要白走一趟，要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一点东西。”其人生哲学就是奉献越多越好，决不“把别人的东西拐走了”。先生没有拐走别人任何东西，相反，自己“愿化春蚕丝吐尽，织成锦绣饰神州”，其书桌上一直摆放着陶行知的名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何止是“不带半根草去”，他分明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此可谓“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高山景行，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作者：于建福，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于超，系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