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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06日 星期一

    海昏“慨口”本义探析

    作者:赵明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06日 14版)

        “慨口”作为西汉豫章海昏地区的一个地名,包含了所谓海昏侯传说、鄱阳湖形成前后水系变化等丰富的文化地理信息,在海昏历史上颇具文化象征意义。实际上,“慨口”的本义并非因海昏侯传说而得名,这一古地名其实被人们赋予了对海昏侯“就国豫章”时心境的一种文化判断,厘清其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了解今赣北地区沧海桑田的地理变迁历程。

    “慨口”得名陈说质疑

        “慨口”始见于雷次宗《豫章记》:“城东十三里,县列江边,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乘流东望,辄愤慨而还,故谓之慨口。”《水经注》等文献多转引这段文字。据此,似乎刘贺封为海昏侯后颇为不满,常愤愤不平,该名由此而来。然而,据出土文献记载分析,刘贺就封海昏侯国以后的近4年时间中,并不像传说中那样“愤慨”。

        首先,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有“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字样“墨书金饼”,还出土有刘贺及夫人从元康三年(前63年)至神爵元年(前61年)初多次上皇帝和太后的奏牍,内容中有“酎黄金□□两”“再拜为秋请”等字样,可证在刘贺受封后的头一两年,准备好了酎金,满怀希望渴求朝廷批准其回长安参加朝聘和宗庙祭祀,恢复其宗室权利,而非整天“愤慨”不平。

        其次,刘贺在元康三年、四年要求朝聘的奏牍均被驳回,元康五年(当年三月改元神爵)二月,刘贺“以诏书不上”的原因,又上了一次奏牍,就再未见到上奏的迹象,其墓中出土的器物也没有发现晚于元康四年的文字记录,他应该是接受了现实(朱凤瀚、柯中华:《海昏简牍初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37~338页)。这从侧面反映出刘贺希望破灭后的失落心境。等到传来宣帝以凤凰、神鸟等多种祥瑞降集而改元神爵的消息,刘贺可能意识到皇帝志得意满,根本不会理睬自己的请求,从而表现出懊悔的心态,这从孙万世与之“交通”的对话中可见一斑(《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69~2770页),但他这种心态也未必敢公开表露。

        再次,从他与孙万世所谓“交通”案件可以看出,尽管刘贺贵为列侯,富甲一方,但政治境遇比山阳郡故王宫里的废帝好不了多少,行动举止或不似原来的软禁生活,其一言一行却仍受严密监视。姑不论故太守卒史孙万世是否为官方故意派来侦刺刘贺,仅从“交通”一语,即可见两人的谈话是私下的,而孙万世却将这次秘密谈话的内容透露了出来,导致朝廷予以刘贺十分严苛的处分,将其封户削去了四分之三,其或不久即郁闷而亡。由此可推论,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半中,如果刘贺“每乘流东望,辙愤慨而还”,其后果绝非削去封户那么简单。

        一言以蔽之,刘贺就国豫章之后,既没有也不可能公开表露对朝廷的“愤慨”。“慨口”得名于海昏侯的陈说,应是后世的附会之言。

    “慨口”应作“海口”

        “慨口”得名海昏侯传说既不可信,那探其本原,究竟从何而来呢?所谓“慨口”,其实又有“海口”之说。南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九《地理》记“慨口”云:“豫章大江之口,距海昏县十三里,地名慨口。今往来者不究其义,以‘海口’称之,如云江海之口也。”(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70页)

        吴曾此说表明“慨口”另有“海口”之称。但吴曾认为人们不懂得海昏侯“辄愤慨而还”的历史典故,把赣江入鄱阳湖之口比之“江海之口”,所以误将“慨口”称为“海口”。对此,有学者评论道:“古音海(晓纽之部)、慨(晓纽物部)两字晓母双声,之物通转;土音混同。两宋文人墨客耳食笔歧,已添造衍生‘愤慨而还故谓之慨口’史话附会于昌邑王刘贺之身,反诬守古未化者‘不究其义’,实咄咄怪事。”论者又考证认为:“西汉‘海昏’县名释辞,与‘海口’‘海阳’有密切的语源关系。西汉海昏县故境古地名,自应得名于东海王摇、海阳侯摇毋余等封邑丛聚环庐山—彭蠡泽地区史事余绪。……西汉‘海昏’县名,‘昏’为‘阍’字省假,其义与两宋民间‘海口’旧传相类。‘海阍’‘海口’互文对举,‘海’为偏语素,而分由同义语素‘阍’‘口’构成正语素,词近义同,为一组有机构成的人文地理亲缘地名。经三国两晋六朝地方文人好事者谐音雅化为‘慨口’,依附演绎为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轶事。”(吴侪:《亡诸考〔上〕——以秦、汉之际环庐山—彭蠡泽地区为中心》,《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此论所谓“慨”即“海”之音转之说甚是,同时,认为慨口得名于“刘贺愤慨而还”为“史话附会”演绎,亦为灼见。然而,这一“史话附会”实自南朝雷次宗《豫章记》起就流传至今。论者还以为彭蠡泽又名“豫章海”,以“昏”为“阍”字省假,“海昏”为“海阍”,与“海口”意义相类,故有“海昏”为“海口”之说。这是其被错版《古今记》所误。实际上,在今赣北地区,两汉时期并不存在所谓“海”。彭蠡泽也从未有所谓“豫章海”之称(赵明:《再辨“海昏”之“海”》,《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慨口”又称为“海口”,应另有缘由。

    “慨口”即“海昏江口”

        由于长期的地壳运动,先秦秦汉时期的鄡阳平原,逐渐被北部彭蠡泽水侵蚀成为湿地,并在宋代形成季节性吞吐型湖泊——鄱阳湖(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1982年第2期)。故宋代以来,学者对西汉时慨口一带的地理环境的认识已经不够清晰。

        吴曾所谓的“慨口”与魏晋南朝以前的“慨口”并非同一含义。按《水经注》所记,“慨口”是缭水“东出豫章大江”之口(陈桥驿:《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22页)。郦道元生活的年代,鄱阳湖尚未形成,慨口显然不是吴曾所谓“豫章大江之口”,而是缭水向东流入豫章大江(即赣江)的河口。吴曾在此遗漏了一个关键的“出”字,后人沿用吴曾之说,每每将慨口说成是赣江水流入鄱阳湖的出口,这对于汉代地理而言,显然是一个重大误解。这一误解也有历史的原因。到南宋时,缭水下游的山川形势、河流走向,与汉晋南朝时期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缭水除了北面的一条支流汇入修水以外,其向东南本流入赣江的南面一支,或因为鄱阳湖的形成,湖水上涨漫衍江河,其出水口则与赣江入湖的水道一同浸入了湖中,故吴曾所记南宋豫章大江之口,并非南朝时的慨口。

        吴曾所称海昏县也并非两汉时的海昏县。他说慨口距离海昏县十三里,实际地理是指当时的赣江入鄱阳湖之口距建昌县(今永修县)为十三里,这一地名在宋代称作“慨口”,而未必就是南朝时期的慨口。《通鉴》胡注:“海昏县属豫章郡,后汉分立建昌县。宋白曰:今建昌县,旧海昏县也;宋元嘉二年,废海昏县,移建昌居焉。”(《资治通鉴》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31页)乐史注修水曰:修水“东流屈曲六百三十八里,出建昌城,一百二十里如彭蠡湖是也。”(《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111页)《舆地纪胜》引《旧经》则云:“修水出豫章西北,其源自艾城东北,流六百三十八里至海昏,又流一百二十里入彭蠡湖。以其远而自达于江,故曰修水。”(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十六,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7页)可知两宋年间的所谓海昏县实际上是指建昌县,两宋以后直至清代仍有人沿袭这种称谓。建昌县之沿革与海昏县的存废密切相关,两汉时期的海昏县与宋代建昌县治并非同一地望。

        据《水经注》:“缭水又迳海昏县,王莽更名宜生,谓之上缭水,又谓之海昏江。”(陈桥驿:《水经注校证》,第922页)海昏江亦可称为“海昏水”或写作“慨水”。谢钟英《三国疆域志补注》所引《水经注》之“缭水”则径作“慨水”(谢钟英:《三国志疆域补注》卷十二,清光绪间刻本)。“慨”既为“海”之音转,故“慨水”之义与“海水”相通,或为“海水”之俗写。“海水”亦即“海昏水”之简称。从海昏江之名可以推知“慨口”的本义。“慨口”乃“海口”之音转,“慨口”亦即“慨水口”或“慨江口”之省称,其本义是指“海昏江口”,是海昏江出赣江之口,即缭水流向赣水的出口。与汉水流入长江之口,把汉江口省称作“汉口”一样,海昏江口本应省称作“海江口”或“海口”,并非吴曾所说“今往来者不究其义”。

        总之,有关“慨口”得名于海昏侯的传说,不太可能出现于西汉宣帝时期,所谓“愤慨”之言更不可能出自刘贺之口。但自刘贺封海昏侯于豫章以后,其身世跌宕起伏、愤慨不平之传言在当地应早已有之,反映出海昏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同时,从“慨口”地望的不同记载,可以一窥今赣北沧海桑田的地理变迁。汉晋南朝“总纳十川,同臻一渎”(陈桥驿:《水经注校证》,第923页)的赣江所穿行之鄡阳平原,到宋代已经淹没于湖水,原来流入赣江的多条河流(包括缭水)都汇入了鄱阳湖。“慨口”这个地名的本义,也被所谓海昏侯故事掩盖了上千年,应该予以辨正,还其历史真相。

        (作者:赵明,系江西师范大学海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16@ZH02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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