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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名中多有含“洞”或“峒”者。如含“洞”的有山西洪洞县，湖南洞口县、湘西十八洞村等。含“峒”的有甘肃崆峒山、山东崆峒岛、广西防城港峒中镇等。在众多含“洞”“峒”的地名中，其读音出现了异读现象，如洪洞的“洞”读tóng，洞口的“洞”读dòng，崆峒山的“峒”读tóng，峒中的“峒”则读dòng。何以出现此种差异？这还需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来说说它们的前世与今生。
在汉字发展史上，“洞”成字要早于“峒”，这点可由《说文解字》仅收录“洞”字，却没有收录“峒”字看出。另，《康熙字典》对“洞”的训释中有“又洞洞，质慤貌”，然后引《礼记·祭义》中的句子“洞洞乎属属乎如弗胜”作为说明。由此可见，“洞”在战国时已是一个常用词了。而“峒”字，《康熙字典》对其释义引用的最早文献为《尔雅》，字典释为：“崆峒，山名。本作空桐。《尔雅·释地》北戴斗极为空桐。”可见，“崆峒”在《尔雅》时代还记作“空桐”。“崆峒”二字直到魏晋南北朝才出现，如《搜神记》：“昔高阳氏，有同产而为夫妇，帝放之于崆峒之野，相抱而死。”由此，“峒”的成字时代明显晚于“洞”字，而作为地名的“崆峒”原作“空桐”或“空同”，直到后来因音系联，用形声法造出新的汉字“崆峒”。因“崆峒”从“空同”而来，“同”在古代是定母字，平声，按平送仄不送的规律，崆峒山的“峒”后清化为“t”声母。《现代汉语词典》把崆峒山注音为“Kōngtóng”是对其原字音的保留。
“洞”在《说文解字注》中释义为：“洞，急流也。……引申为洞达、为洞壑。从水。同声。徒弄切。”由此可见，“洞”在古文时代是定母，去声，“洞”清化后为“d”声母。但《康熙字典》对“洞”的注解还有“又《广韵》徒红切《集韵》徒东切，音同。洪洞，县名。”可见，“洞”在古代是一个多音字，洪洞县的“洞”不是“徒弄切”而是“徒红切”或“徒东切”，为定母，平声，清化后读为“t”声母。洪洞县今读“Hóngtóng”，是其原读音历时演变的结果。
“洞”“峒”在今南方各省是一个地名常用词，多见于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省的村镇两级地名中。如湖南郴州有许家洞镇、白鹿洞镇、盈洞瑶族乡、南洞乡，永州有金洞镇、何家洞乡、千家峒瑶族乡、浆洞瑶族乡等；贵州黔南有雷洞乡、敏洞乡、岩洞镇、浪洞镇、施洞镇等；广西百色有禄峒镇、化峒镇、燕峒乡等；广东阳江有儒洞镇，清远有禾洞镇、大洞镇，云浮有里洞镇、历洞镇等。
西南诸省之所以出现众多“洞”“峒”类地名，与该地苗瑶等民族早期的洞居生活分不开。如《新化县志》载：“古瑶人住室半在土洞中，半露于外……”尽管“洞”“峒”后来又经过两次语义引申，由山洞义引申为山间平地义，再引申为行政单位义；但因山洞义的“洞”“峒”在《说文解字注》《康熙字典》中都注音为“徒弄切”，经语音演变普通话读作“dòng”。
“洞”“峒”的古音形式在今南方方言区依然有所留存。如湖南新化、隆回、洞口等地方言的“洞”“峒”有文白异读现象，其白读声母保留了古浊音，文读则读作dèn在客家话地区“洞”“峒”的读法更为多样。但不管它们在当地民众的口语中读作什么，在对外交流及各公众平台上均按普通话的读法，读为“dòng”。
“洞”“峒”的文白异读不仅存在于南方方言区，有学者调查发现，洪洞人乃至晋南人在口头上实际是把洪洞的“洞”读作去声“tòng”，说明洪洞县的“洞”在当地也存在异读。由此可见，今天的汉语地名“洞”“峒”除了有古音异读外，还存在大量文白异读。
何以洪洞县、崆峒山中的“洞”“峒”依然保留原读音“tóng”，而南方地名中的“洞”“峒”则与普通话保持一致，读为“dòng”了呢？这与地域的影响力息息相关，即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以及自然环境等方面丰富或独特的资源和优势。如果一个地方有着强大的地域影响力，本地人对该地名的读音就容易被外人接纳而成为社会大众的读音。
例如，崆峒山因是道教名山，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道教文化，其读音“Kōngtóng”早在普通话推广之前就已经广为人知。洪洞县有明代大移民的历史记忆，随着《苏三起解》唱遍全国，其故事发生地洪洞县的读音，早已扩延到方言圈以外的广大地域。而南方方言区，由于其历史进程落后于北方，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中央集权之外，地域影响力较弱，而“洞”“峒”又一般用于村镇级地名，其所辖范围较窄，方言扩散不广，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外交流的增多，其地名读音与普通话保持一致，读作“dòng”成为必然选择。
不一样的语音演变历程，是地名“洞”“峒”产生各种异读现象的内因，地域影响力则是“洞”“峒”形成“tóng”“dòng”异读现象的外因。这就是地名语音发展的自然规律，它永远以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制约下，在规范化与变动性、统一性与独特化中寻求动态平衡。
（作者：姜珍婷，系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梅山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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