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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05日 星期日

    我的三位恩师

    作者:张海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05日 11版)

        1991年张海陪同费新我在新加坡举办展览时留影

        1981年张海陪同王学仲在洛阳龙门考察留影

        1982年河南篆刻研究班结业后张海为沙曼翁送行留影

        费新我致张海信

        沙曼翁致张海信

        得古法出新意(篆刻) 沙曼翁

        王学仲诗赠张海

        谢三老书(诗/书) 张海

        教师节将至,又忆起“三老”。“三老”者,盖费新我、王学仲、沙曼翁三位先生是也。他们三位既是我的书法老师,也是我的人生导师。

        我与三位恩师的门墙之义,一向少为人知。原因是我对三位老师,并未举行过正规的拜师仪式。我是在长期的工作接触中,从三老身上学到了许多做人从艺的道理,也得到了三位先生的认可。三老一开始皆称我为“同志”,经过多年深入了解后,最后才把我当成他们真正的学生。

        三位先生虽已仙逝多年,但随着时间推移岁月沉淀,我和三老这种至真至纯、无任何功利色彩的师徒关系,反而更显得弥足珍贵,令人难忘。

    “二字之师”

        1978年,我在安阳市群众艺术馆工作,拟编辑一本《现代书法选》,书名想请费新我先生题写。当时并不认识先生,只知道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过他的书,就托出版社转交。信寄出后也不敢抱太大希望,但出人意料,不久我就收到费老的回信和题签,他甚至在信中说:“如不满意可重写。”

        书法大家如此谦逊和平易近人,使我十分感动,禁不住萌生邀请他来安阳讲学、办展的念头。怀着忐忑的心情,我给费老又写了一封信,没想到费老欣然允诺,应邀成行。当时费老已76岁高龄,年纪整整长我一倍。在安阳的20天时间里,费老一边讲学,传授书法之道;一边创作,筹办来洹书展,每天夜以继日,忙得不可开交。我看他讲课之余又兼创作,实在过于劳累,就陪在他身边,帮他抻纸盖印,稍稍为他减些负担。然而,刚盖了两幅作品,费老看了便很不满意,一边做示范一边叮嘱说:“印章是作品重要部分,一要讲究位置,二要讲究质量。印章只有盖好了,才能和作品起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费老又详细讲解了钤印的方法和注意事项,然后看着我盖了几幅作品,这才放心了。

        这些年来,我在创作中虽然并未达到费老那样一丝不苟的程度,但费老那种认真推敲、精益求精的精神却一直指导着我。

        1980年,我从安阳调河南书协工作后,每逢书法界重大活动,都请费老参加,费老也总是不辞辛劳,先后8次莅临河南。但感情归感情,费老对我的期待和严格要求始终如一。河南与日本书法界合作举办“王铎书法展”后,费老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王铎彩印本出后,河南人必群趋之,你吸收他之后,应再临南北朝以融化之,不要都是一辙也。”

        这里体现了一个高瞻远瞩的老书家的敏感,是费老对我以及河南书法界的警示。在费老的提醒下,河南书家坚持百花齐放,不往一条道上挤,在后来几届全国书展中入选获奖都名列前茅。

        1986年,河南中青年“墨海弄潮展”在京举办,随后又应邀到新疆及杭州、苏州多地巡展,国内一时反响热烈。此展的15名作者中,当时45岁的我年龄最大,其他皆四十上下。展览赢得一片赞誉之声,但也有不同声音。在苏州展出时,费老来信说:“出我意外,对为首二人有微词,略谓张在做活秀,王在做老辣。我就说不无有些道理,我又自言自语说:张病我亦有之,岂你受我影响。这我又不能不反映,送你‘质朴’二字,我自己亦惕勉,送王澄‘自然’二字,即减少些紧张而已。大家都是夙好,总不怪我代人求疵也。”

        信发出后,恐我接受不了,遂再次写信:“上次微言,倒不是涉及你的风格与发挥,只是运笔稍微注意一下,就派了用场。照我说,你只要慢一些、到一些就可以了,王只要轻松自然一些也。附带讲述吴地流传一故事:王石谷初露锋芒时,一鉴赏家背地说,他还欠一些些。旁人问这人,何不提出造化他?其人说,一是恐他气盛不纳,二是一个‘毛’字也不值得提。后终到了石谷耳边,大喜,自知还欠苍茫之气,可解决了。至大感,提出一字之厚爱云。……或要说,假若‘毛’字无人提,或提了王不接纳,走势又将不如此了。”

        费老两次来信,皆循循善诱,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即使时间过去数十年,我仍不忘以此温恭自省,时常给学生讲起费老于我的“质朴”之教,“二字之师”遂成一时佳话。

        1985年我倡议河南书协成立基金会,费老赞为创举,随即寄来500元和2件书法作品表示支持,当时500元相当于我近半年工资。因费老鼎力支持,基金会很快有了数十万元规模。费老对河南书协的工作大力支持,真诚帮助,对我个人亦像父辈一样关心备至。1992年,我在省委党校学习,已经卧床不起的费老,还一字一句写信给我,嘱咐生活学习诸方面注意事项。费老知道我爱收藏名砚,便将自己珍藏和使用的四方砚一一题了砚铭赠予我。最难忘在临终的病榻上,费老还用颤抖的手,写了几句话,让从郑州去看望他的人带给我。寥寥数言,纸短情长,体现了一个胸襟宽广的老人对晚辈学生的浓浓爱意。费老这封短笺,我一直作为最珍贵的藏品珍藏着。

        在费老逝世五周年、十周年以及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时,我们分别在郑州、苏州、北京举办了费老遗作展和纪念活动,既是圆了费老的心愿,也是借此激励自己传承先辈遗志,永远不忘初心。

    “教授该是什么样子”

        上世纪80年代初,河南书法刚刚起步,我清醒地意识到,理论是河南书法界的短板,没有理论支撑,河南书法创作的天花板断难突破。于是谋划物色一位理论与创作兼擅的专家到河南讲学,最终选定天津大学教授王学仲先生。

        与王教授联系时,他正在日本筑波大学讲学,答应回国后即赴河南四地讲学,同时举办小型书法巡展。

        王教授讲学的第一站选在安阳。得知艺术馆离车站并不远,他来信表示“不必过于繁琐”,不让到车站接他。刚从日本讲学回国的教授,一般人想一定是拎着皮箱、西装革履,哪想到他恁不讲究,背着个土布包袱,没一点教授样子,被我的同事当成推销毛笔的了。事后和王教授说起此事,他淡然一笑说:“教授该是什么样子?除去职业带来的光环,不都是普通人嘛!”

        一个月的时间里,我陪伴王教授到了安阳、郑州、开封、洛阳四个城市,一路上紧锣密鼓,行程满满。其间偶有空暇,参观当地书法名胜,王教授总是一边听讲解员介绍,一边认真地记笔记,遇到不清楚的地方,还不厌其烦地向年轻的讲解员询问。初识王教授,对他这种“子入太庙,每事问”的风范十分敬佩,我想这就是所谓“处处留心皆学问”吧!王教授的这种治学精神是留给我的最大财富,让我一生受用不尽。此后,每逢外出参观游览,我都学着王教授的样子,心官与耳目并用,边看边问边学边思考,走到哪学到哪,再不像以前那样走马观花了。结识王教授,是我平生第一次与名教授朝夕相处。他朴实无华、潜心学问的言谈举止,使我既感动又敬佩。

        王教授1984年第二次到河南,是专门给河南中青年书法班学员讲《书谱》。白天授课,晚上批改作业,连轴转忙碌了半个月,一分报酬都没要。临行前,王教授还赋诗一首:“论字谈书恰两旬,贵能烂漫师天真。良田伯雍只生玉,名苑紫荆先得春。才媛朱丝称管氏,多君楮墨越王珣。时从双谱独思悟,坐偃卧濛为出新。”

        落款是:“郑州题赠诸学员。甲子五月王学仲。”

        诗中表露出,作为一个教授,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高洁襟怀和喜悦心情。

        王教授胸怀坦荡,直率真诚。“墨海弄潮展”在京开幕,我们请他致祝辞。他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话锋一转指出:“这些作品也还有某些生硬支离之作……”

        会场先是一阵沉默,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河南书家了解王教授,知道他或批评或鼓励,皆是发自内心对河南书法的关切,而绝无丝毫的个人恩怨夹杂其间。“墨海弄潮展”结束后,王教授仍不忘来信叮嘱:“河南的全面性书法进展能有今日之成绩,我衷心高兴,对有些突出来的中青年也要予(预)告,避免骄傲自负。特别是书法家的文化积累、素养提升,应赶快提到日程上。必须鲜明强调,书法家要知识化,特别是要学习传统文化,唯此才能更上层楼。”

        接到来信,我在仔细揣摩王教授的告诫之后,曾著文《让我们沉下去》,既是对自己的警示,也是对其他书家的期待和提醒,自此河南书界掀起一股学习、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热潮。

        王教授对批评的声音十分宽容。一次,河南的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对王教授书法提出一些批评意见。我私下想,王教授一定不高兴,遂去信解释。未料王教授回信说:“所提情况,切中我病,甚为感谢。既得你肝胆相知,助我良多,眼见河南书法之蓬兴,甚觉喜慰,我亦引河南为我之后方,诸不见外,如能见河南刊物上收有批评我的东西,这不应该看作不好之事。批评可以促进书艺之发展。人之见解不齐,不提并不见得人家无意见,更不应声明辩白。当代青年人血气方刚,批评或有过火处,亦无不宜。”

        包容不同意见,解剖反省自己,如此对待批评之态度,少有人能做到。有感于此,2011年,我写了一篇《坚持健康的书法批评,为书法事业繁荣鼓与呼》的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就书法界的一些不正常现象提出批评与反思,也算是对王教授宽容精神的弘扬吧!

        王教授在河南讲学结束后,又与日本筑波大学签约讲学两年。他不懂日文,虽然授课有翻译,但日常生活中的困难还是不少。他曾给我来信述说当时的心情:“人生萍迹难定,今年炎暑季节我们正在河南各地讲学游览,如今已身在异国为异客。较之河南之行,殊为寂寥之感也。”

        然而,他并没有把一时的困难放在心上,更没有选择退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抱着为祖国争光,不为个人谋利之目的,心之所系在于弘扬祖国固有之文化。”

        这种时代的责任感,这种担当意识,并非谁都能有,更不是谁都能做到的。随着与王教授逐步深入的交往,我渐渐明白了王教授之所以在国内国际享有盛誉的原因。

        费老去世6年后,1998年重阳节,王教授在病中曾赋诗寄我:“揅甲小屯积十春,王城伴我看花人。对拈秃笔锦堂字,歘见王郎洛帖神。搜尽端坑石作砚,遍临碑版海无滨。费公仙去黾翁老,坠简流沙结古邻。”

        从那以后,王教授给我写信,对我的称呼就由“同志”改为“及门”,看来老师已经认可我这个未行拜师之礼的弟子了。

    “除妖将军”

        我的三位老师中,沙曼翁先生是最有个性的。沙老为人敢爱敢恨,疾恶如仇。做学问搞创作,强调崇尚经典,学习经典,从经典入手,对以怪惊众、歪门邪道者一概嗤之以鼻。

        1982年,河南举办篆刻学习班,66岁的沙老应邀来豫讲学。在一个月时间里,不辞辛苦,言传身教,手把手带出了河南篆刻界一代新人。如今这批学员中,有的成了西泠印社副社长,有的成为篆刻界的中坚力量。篆刻不是我的专业,当时我只是一个组织者,但在朝夕相处和频繁来往中,从先生那里得到的教益也十分丰富。更为可贵的是,从那以后,沙老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每每在关键时刻给我敲响警钟。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80年代中期,他来信写道:“书法第四期载有你的李白诗,极佳!可贺可贺。最近我想书赠作品留念,未知您喜欢立轴或对联,空时来函告知,说明要什么书体。”

        随后除寄赠我一副对联外,又随寄一枚印章,上面刻着四个字:“意到便成”。我心里明白,沙老这四个字是饱含深意的。李白诗那幅作品是小字作品,虽然整体上还可以,但仔细琢磨,却有点严谨有余,空灵不足。因此,沙老提醒我,用笔应当尽量简洁洗练,“意到便成”。此事不久,看到我当时负责编辑的《书论》,发了几位书法篆刻家的作品。他对其中两位名气不小的书家作品很不以为然,写信给我,不客气地说:“李××篆书未敢赏目,狂怪至不可思议的程度。”

        又批评另一位“李××篆书有错别字”。还直言不讳地告诫我:“今后编印这一类的册子请予注重。目前学书道者,每患趋邪道而舍正路,以奇为怪,以怪惊众,甚可担忧。”

        短短数语,足见沙老对书法传统的热爱和守护,以及对“以怪惊众”不良倾向的深恶痛绝。

        事后,沙老又刻了两方印寄给我,一方内容是“除妖将军”章,另一方内容为“得古法出新意”。我得印后感慨良多,沙老用心可谓良苦:一方“除妖将军”,尽显沙老疾恶如仇的鲜明个性;而那方“得古法出新意”,则为我辈指明了突围前行的方向和路径。我把这句话当作自己书法创作道路上的座右铭,许多年来,沙老的告诫时时在耳畔鸣响。

        仿佛心有灵犀,仿佛真有心灵感应,在和沙老相识相知的日子里,每到创作的关键转折点,每遇创作瓶颈和思想迷茫,沙老总会及时地寄来一两方印章,印文无疑是经过认真斟酌的,如“清味少人知”“笔势压江涛”……每一枚印章的印文内容,都像一名经验丰富的老中医开出的不二处方,那么有针对性,那么切中要害,那么手到病除!真的是使我终身受益。

        我的三位老师,各有特点,各有所长,生前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指导我,关心我,帮助我,使我在书法人生中少走了许多弯路。慎终追远,每逢教师节,三位先生的种种往事总在我眼前闪烁,使我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为此我曾写了一首诗:“费王沙老是吾师,随侍未曾多质疑。择善而从原在我,但听月旦只心仪。”

        如今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仍在高校兼职,担当薪火相传之重任。2017年,我以恩师费新我的名字,个人出资在郑州大学书法学院设“新我奖”,意在以此激励青年学子发扬“岁月如流,不断新我”的创新精神,把三位先生敬业育人的优良作风一代一代传下去,真诚希望新一辈拥有独到的悟性和见地,长空振翮,让中国书法事业代有传人,在新的时代有新的作为!

        (作者:张海,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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