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寺遗址中寻找尧舜

    今天我主要给大家汇报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40年来的工作和收获，包括我个人这20年来参加陶寺遗址工作的收获与相关的研究心得，以及我们对陶寺遗址、尧舜之都的一些推断。

尧舜之都在哪里

    大家可能都知道，在夏商周之前，我们历史上有一个时代号称“传说时代”，也就是尧舜禹时代。历史上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外学界都认为尧舜禹是一个传说时代。这个时代到底是不是一段中国信史，值得我们去探讨。

    如果要探索尧舜禹是否存在，首先我们要有一个突破点，就是他们的都城在那里？关于尧都，我们文献上记载是有的，但有多种说法，其中有几种说法得到的认可较多，其中一个就是《水经注》提到尧都平阳。平阳在哪儿？这个大家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平阳就是现在山西临汾一带。还有一说是认为舜都蒲坂。蒲坂在哪儿？具体的地名也有很多，其中晋南之说也算是认可度较高的。当然，尧都平阳和舜都蒲坂并不是文献中记载的唯一说法，还有很多其他说法，比如山东定陶、河北唐县也有尧都之说，豫东南地区还有舜都之说，等等。从文献角度来问，尧舜都城到底在何处，很难定论。

    关于尧都的考古，我们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进行人类学的考古探索，也就是先探索一处遗址它是不是一个都城？这时候我们暂且不将这个遗址与文献来联系。当确定了它是都城之后，也就是回答了人类学的考古问题之后，下一个问题我们就要问了，这是谁的都城？这就进入了历史学话语体系里考古的范畴了。接下来怎么来论证呢？我们要把这些发掘出来的考古资料和相关的文献记载形成一套证据链，同时会结合当地的人类学材料，包括当地民俗、传说、方言、地方志、地名、家谱等等，这三股证据链拧成一股绳，指向同一个趋向，最终得出结论它是谁的都城。

    在这样的寻找尧都的过程中，陶寺遗址逐渐进入了我们的视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很多学者认识到这个问题，比如把陶寺遗址提到了“中国”这个高度并且与尧有关的就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他把陶寺遗址的地位和晋南地区相关联，认为当时“中国”这个概念已经出现了，而且就应该在晋南地区。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陶寺遗址发掘有了巨大的突破和收获。

    我们从考古学来判断一个都城是有一套方法的，这个方法叫作都城考古学，是我们通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都城考古实践逐步总结出来的一套理论方法。这个方法判断都城我们有以下若干要件：作为一个都城，首先要有城墙，我们指的是都城的外郭城墙。第二就是要有宫城，也就是统治者住的地方。第三，作为一个都城还要有祭天、祭地、祭祖先的礼制建筑，我们称之为大型宗教礼制建筑区。第四，在史前时期的都城还应该有一个王族墓地或可称王陵区，在史前时期这个王族墓地往往是位于都城旁边或者都城郊区。第五，都城还有一个官方管理的作坊区。第六是要有国库，每个国家一定是有王权或者是国家政权直接掌握的仓储区。第七点是，都城不仅有统治者、有工匠，还应该有普通的市民，还要有普通居民区。

    有了这样的方法论，我们就把它应用到陶寺遗址，来看看它是否是座都城。

陶寺遗址的三个阶段

    陶寺遗址位于黄河中游的大拐弯处河东地区，即现在的晋南地区，属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20世纪50年代文物普查时，发现陶寺有若干处龙山时代小遗址。到了60年代，复查陶寺遗址不仅是几个小遗址，而且是连成片的大遗址。因为当时也有学者认为河南二里头是夏王朝的晚期都城，所以在晋南地区想寻找早期的夏朝都城。为了寻找早期的夏王朝都城，从1978年到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当时的临汾市行署文物局合作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这一阶段发掘主要集中在遗址的东北部，发现了一大片普通的居民区。还发现了一大片王族墓地，其中有6座王墓，出土了很多带有王气的代表性的随葬品，比如说龙盘、陶鼓、木器等等，从此陶寺文化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根据考古发掘，陶寺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距今4300到4100年，中期是距今4100到4000年，晚期是距今4000到3900年，这三个时期的划分，不仅在陶器上有反映，而且陶寺都城的兴衰变化也是亦步亦趋的。

    陶寺早期的城址并不大，有一个宫城。这个宫城一开始也没有建城墙，而是挖了一个长方形的环壕，围出13万平方米的空间，起到保护统治者的作用。后来在下层贵族居住区的位置建了城墙，把下层贵族居住区也保护了起来，可称之为“下城”，面积也近10万平方米。这时候就把宫城的环壕填平再建起了城墙。宫城两边是普通的居民区。还有一个由统治者直接控制的大型仓储区。早期王族墓地则在遗址的东南角，在陶寺早期的时候已经开始用了。在遗址的北边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建筑，这个建筑在陶寺早期就建了，一直延续到中晚期，很可惜破坏得非常严重。目前我们知道它当时是在多水的环境下建筑的一个方形的坛。大家可能去过北京的地坛那叫“泽中方丘”，是用于祭地的地坛，所以推断这是一个礼制建筑。陶寺早期的都城虽然城址面积不算大，总共约20万平方米，但是遗址总面积160万平方米，在4300多年前也属于超大型的中心聚落。而通过当时的功能区划，我们能看出陶寺当时作为一个都城已经有了一定的眉目了。陶寺早期还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是大南沟，它原来是一条路，后来经过雨水冲刷变成了一条沟，这条路从早期的王族墓地一直往西北通向地坛方向，从宫城的前面通过。从功能来看，它相当于陶寺早期时候的一条纪念大道。

    陶寺中期的时候作为都城的聚落形态，有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从距今4100年开始到4000年完成，主要是南边的早期下城废弃了，而宫城继续使用，宫城北墙和西墙曾维修或扩建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外城，这就形成了双城制，这是中国后来历代王朝的一个都城的主流的形态，即宫城和外宫城（有时候再加一个皇城），宫城就相当于后世的紫禁城，外圈城墙相当于北京城的外郭城。这一时期陶寺城址面积达到了280万平方米，这还是最保守的估计。在陶寺中期，原来的国库仓储区继续在使用。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就是天坛礼制建筑，它同时具有观象授时的功能。我们称之为观象台祭祀台，它位于外郭城东南。而原来西北的地坛仍旧继续使用，并在这个时期有扩建。在城的南边有一片手工业作坊区，外郭城西北区域新开辟了普通居民区。当时宫城与这些功能区划之间有大片的空白地带。这些空白地带分布着很多水面、空地、林带，整体来看有很强的城市规划的绿地功能。在陶寺中期的时候，仍旧有一条大道，现在是赵王沟和中梁沟，这条纪念性大道将整座城市分为上下两部分，其中重要区域在上城，而手工业区和平民区都在下层，它的规划是非常有规矩的。

    到了陶寺晚期，当时社会出现长期动荡。通过考古我们发现，在中晚期之际，整个陶寺城曾经被彻底摧毁过一次，推断是当时陶寺文明的统治被颠覆了。随后在距今4000年到3900年间，陶寺大部分时段里处于被外来势力殖民的状态。这时外郭城城墙消失了，在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住满了人，人口非常密集并且杂乱无章，在很多的灰坑里面有很多被肢解人的遗存。这说明陶寺晚期阶段，陶寺长期处于社会动荡和混乱的状态。

    但是我们考古发现，在陶寺晚期偏晚的某一个阶段，在一个很短的时段里，当时的陶寺宫城得到了重建，东墙和南墙被重新恢复了，在宫城里面还有一些陶寺晚期的宫殿建筑，并且陶寺北边的地坛在陶寺晚期的时候也曾经重建过。根据所有这一系列的重建行为来推断，可能陶寺晚期的某个时候，昔日的统治者的子孙们，搞过一次政权复辟。但这个复辟行动是昙花一现的，很快就再次被外来势力翦灭。这次失败之后，当时陶寺的居民就迁走了，陶寺遗址就此终结。

陶寺遗址的几个细节

    陶寺宫城的城墙底部用夯土把它一层层建起来，或分板块或平夯，夯土质量非常差。陶寺遗址大部分的夯土质量都非常差，关键是地表以上的宫城城墙和外郭的城墙都没有发现一厘米以上的地表墙体，这在学界是一个极大的疑问。后来我们通过研究认为，陶寺的夯土，其当初的地基处理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荷载，而是为了阻挡地表水往地下渗透，因为陶寺当地的黄土失陷强度是超级的，特别怕水，所以只要把水挡住了，地基就不会下沉，当时的地基夯土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基础部分的夯土如果质量很高，就会导致自重很重，反而会加重土地的失陷。所以所谓的“质量不好”很可能是当时人为了减轻夯土基础和墙体自重。我们曾经发现陶寺有一些土坯块，据此推断当时的城墙是土坯墙。参考古埃及艾德福神庙的案例，地表以上的墙体部分，完全可以用夹心土坯墙来做城墙。这样的城墙可以做到高10米、宽10米，完全能够起到阻挡外来敌侵的作用。这也就能解释陶寺遗址的宫城和外郭城地表以上部分墙体都消失了，因为它是夹心土坯的，当城市遭到毁灭的时候，这些部分夹心土坯墙体被一扒，就消失了。

    在宫城的四隅各有四个角门。东北角门我们还发现了一座房址，应该是带栈道的，我们怀疑它可能是一个瞭望的塔楼。我们在南墙偏东还发现了一个带门阙的宫门，很遗憾现在只剩下基础部分。这座宫门是陶寺早期的时候，在陶寺宫城城墙建墙的时候已经开始起建了。陶寺中期反而把它毁了，陶寺晚期复辟的时候又把这座门重建了。这座门甬道宽6米左右，两边墩台非常大。破坏墩台的晚期灰坑里发现过柱础石有50厘米到80厘米，证明门阙上面是有建筑的。

    宫墙里面目前探得大大小小的夯土有十几座，其中一座最大的编号为房基台FJT3，面积有8000多平方米。从2003年至2021年6月底，我们断断续续终于把这个建筑搞得大致比较清楚了。我们知道其基本的布局是一个大台子，上面有若干组的殿堂式建筑，有前广场、后广场还有水池，总体来说已经形成了类似北京故宫三大殿的格局，我们就称之为宫室制度。

    而在大建筑的东南部分，还发现了一个厨房，称之为东厨。另外我们还在该大台基的下面，发现了一座附属建筑可能是古人的冰窖，我们称之为“凌阴”。它的发现，反映出陶寺早期的宫廷生活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在陶寺宫殿区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很多类似如今比萨饼状的陶楔（图1），陶楔底部的一侧有纹饰。通过复原我们发现这些陶楔可以垒起来，推测它们属于古人祖先崇拜的象征物，每一片陶楔代表一个小家庭，若干个家庭组成一个自己共同的祖先。这是一种宗法制度，它的出现，证明了陶寺宫城里面是存在祖庙的。

    下城的贵族居住区的建筑也算是比较讲究的，两个双开间的半地穴式房子，形成一个套间，中间有过道，每一座房子单间有红烧土地面或者是白灰地面，还有灶，房子外圈剩下的就是活动面。

    普通老百姓的居所就没有这么讲究了，往往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坑，地穴式或者是半地穴式的一个单间，白灰面或者是红烧土面。此外还有一种人住得更差，显然地位更低，他们住窑洞。窑洞的面积大小与普通居民地穴居所差不多。

    陶寺的居住形式，从地下到半地穴式到带基坑的双开间地穴，再到台基，形成了地下到地上的一整套高下尊卑的居住等级制度，这也是国家社会形态的一个表现。

    作为都城非常重要的功能区，陶寺的手工业作坊区有大约20万平方米。这个区域管理非常严格，区划很规整。一条壕沟把它分成东西两部分，这条壕沟可能封闭起来。这个区域则被单独的另外一个小城封闭严格管理，是制作彩绘陶的区域。而更大片的区域里头可以分成六个手工业园区。每一个手工业园区都有官署夯土基址（即管理用房），若干个手工业作坊，以及普通工匠的住所。这三个要素组成了手工业区内的手工业园区。手工业区里有两大工业种类，一是制陶，一是石器制造。而所有的手工业园区都由一个大型的夯土基址来管理，这个基址面积有1400平方米，是一个带天井和门房、门道的大型建筑，我们推断它是工官管理手工业区的一个重要机构。

    陶寺的窖穴区在陶寺宫城的东南，有1000多平方米，区域内全部是窖穴，主要在陶寺早期和中期使用，晚期则没有。这些窖里出有草拌泥，推断是粮仓的苫顶。因此它们都是粮食窖。窖穴直径有四五米的，大的直径有十米以上，带有螺形坡道，采用锅底形结构，很多的锅底下面都有石头，这与后来唐代洛阳含嘉仓粮仓的结构基本一致。这个窖很特别的一点是它的门道是门洞式的。门洞出口地面内侧有一处小白灰面能站一个人充当岗哨。我们推断这些窖穴是王权直接控制的国库。

    此外，陶寺还发现了世界最早的观象台，不仅用于郊天祭日，还可制定20节令的地平历历法。陶寺城址拥有完整的供水排水系统。

    现在我们林林总总来总结一下，陶寺作为一个古代都城的功能是全部具备的，而且它应该是4000多年前出现的一个真正的城市。

    除了都城之外，我们目前还知道陶寺拥有一个国家的行政体制，2018至2019年区域调查，涵盖了以陶寺为中心的汾河以东塔儿山以西10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我们发现，以陶寺为中心，南北有两大遗址群对陶寺遗址形成了拱卫之势。每一个遗址群里面都有一个超大型遗址，可视为相当于今天的“省城”，它们一出现就是超大型的中心聚落，并不是由小遗址发展成大遗址的。而陶寺遗址周围两公里之内是没有遗址的，这样的分布态势，就有点像现在的城市向心模式。还有周庄遗址，非常小，只有1000多平方米，但是我们发现它的垃圾坑里出土的做饭器具特别多，因此推测它很可能是一个驿站性的遗址，当年负责迎来送往，流动人口很多，常住人口很少，基本上不具备生产功能，它应该是由政府直接来供给的驿站，位于从侯马向陶寺往来的路途当中，可以视为一个中转的驿站。驿站的出现也能说明当时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存在，这个在考古上极为重要，也是我们判断陶寺文化已经进入国家的证据之一。

    陶寺文化范围内，除了拱卫的态势之外，还形成了三到四个层级的社会组织，即都城、“省城”、乡镇、村庄这样的分层社会组织。此外在资源供给方面，汾河主泓道东岸有一个东邓遗址，这是陶寺都城的出水口码头，当时的大宗运输是利用汾河的主要水道，通过东邓的码头来进出的。此外，襄汾沙女沟大崮堆山采石场，专门为陶寺都城提供生产用于制作三棱箭头的特殊变质砂岩。

陶寺是不是尧都

    以上我们已经回答了陶寺遗址人类学考古的问题，即陶寺作为古代都城的证据，下面我们要直面的历史学的问题，就是陶寺是否是尧都？

    关于陶寺是尧都早有学者提出这个观点，但缺乏系统过硬的论证，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证据链来论证这个问题。

    首先是文字自证，陶寺遗址也发现过文字，比如出土的陶壶上有朱砂写的两个字，其中左边的这个字（图2），有人认为是“昜”字，而我认为这个字是“尧”字，因为它上边是一个图形可能代表的是城墙、是土块，下面是一个人，中间一横为指示。

    我们可以从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来寻找这个字可能是“尧”的证据。“垒土为垚”是陶寺的城墙建筑方法（图3），而且陶寺城址的外轮廓也确实是这种圆角方形的。而这个字中间划一道杠，是用来指示夯土板块做的城墙在人的头顶之上，只有人站到黄土塬的冲沟底部，才能出现这种现象（图4）。古人可能注意到了这个有地貌特征的现象，于是把用夯土板块在黄土塬上做的大城称为“尧”。由此引申，建筑这座都城的伟大开创者是“尧”，所以这个字就是为尧这个人来创造的，后来“尧”字又成了该王族的名号。我们再从汉字发展的角度来看，甲骨文的尧（图5）与陶寺的“尧”字何其相似。也有人认为这个字应该是太阳的“昜”（阳）字。不过我认为昜字上部应该是圆的，而不是陶寺“尧”与甲骨文尧字这样的圆角方形或者说菱形。

    此外，我们还认为陶寺遗址发现的一系列考古证据与文献的某些记载是拧合的。

    比如《尚书尧典》开篇有一段话：“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这个“四表”就是四畔，古人把大陆和海之间，海和大洋之间的边缘叫作畔。陶寺中期王墓IIM22出土的漆圭尺，木胎髹漆彩绘，一节绿一节黑，中间用红色画上杠杆以为刻度，其中第11号刻度极为重要，它显示的是理论夏至最短的影长，根据我的研究，如果以25厘米为陶寺一尺来计算，11号刻度的长度就是一尺六。《周髀算经》提到夏至标准的晷影是一尺六，但是并未说明意义何在。《周礼》说夏至影长一尺五为地中，但它是洛阳的数据。从地理纬度上来看洛阳在晋南的南边，当然要短一寸。据此我们推断，陶寺圭尺的第11刻度一尺六寸，应该是古代晋南地区的一个地中标准，这便有了陶寺中表。由此我们以陶寺为中表进行四表测量，也就是以陶寺的经线和纬线作为测线，来测量陶寺中表所在的东亚大陆的四至端点，即陶寺的四表。具体做法就是在东边测点到达陶寺的夏至影长的时间点要比陶寺中表夏至标准时间要早，西边反之要晚。北边测点是夏至影长要长于陶寺标准影长，南边要短于陶寺。用这么一套方法来进行大的天文测量，从而测出来陶寺四表的位置。根据这套操作原理，南表我们找到了广东阳西沙扒月亮湾，这里跟陶寺遗址的经度基本吻合，这一带古称交趾。北表的话，按照陶寺遗址这个圭尺，夏至可以测到北极圈，古人称这里是幽都，就是太阳掉到地底下不出来了，天气非常冷。东表我们找到了山东青岛黄岛朝阳山嘴矶头，这里的纬度和陶寺完全一致，这一带古称青州嵎夷。西边古人讲“西到流沙”，这方面记录不太清楚了。这里我要强调一下，陶寺四表推测估算目前没有考古证据，但是有意思的是，先秦时期对于四表之内的距离是有一套流行数据的，说四海之内东西两万八千里，南北是两万六千里，按照现在距离单位换算大约是东西七千公里，南北是六千五百公里。而按照我们对于陶寺推测四表实际距离的考察结果来验证，先秦这套四表的数据，与我们推测的“陶寺四表”距离误差率南北为6%、东西为7.4%。所以我们认为，先秦时期古人传承的四海之内这套数据，很可能是实测得到的。而通过我们对陶寺经线和纬线的验证，中表测量基点很可能就是陶寺。

    《论语》提到，帝尧禅位给舜的时候叮嘱他：“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前半句或可理解为尧叮嘱舜说天文历法你一定要掌握；而“允执其中”的这个“中”就是圭尺，古人心目中圭尺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使用它能够判定地中，王者居中要求古人要想建立王都、国都的话，一定要选地中，这就要靠圭尺来判定。其次就是一套圭表可以制定历法。再次是利用这个圭表可以进行天文大地测量，进而可以知道统治的版图有多大，“天下”是怎样的。所以在国玺发明之前，“中”就成了古代国家权力的权柄象征，传位就传这个“中”，称之为“允执其中”。

    此外陶寺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些东西，我们认为可以在古文献的尧舜相关内容中找到对应。我们还在陶寺当地的传说以及民俗中找到了相关的蛛丝马迹。

    在我们看来，陶寺作为尧都的证据是越来越多的，但是陶寺不只有早期，它的中期则成为更大的都城。如果陶寺早期是尧都，那么中期是谁的都城？有文献记载说“尧舜并都之”。《尚书序》孔颖达提到舜的诞生和虹有关，虹在甲骨文中被描绘成双头龙或者蛇，而我们在陶寺遗址中期IIM22出土的双头龙玉佩（图6），恰好与之对应。

    而《说文》曰：“舜，艸也……蔓地连华。象形。”我们在陶寺中期出土的双耳罐上，就发现了漫地勾连花纹，不妨推测这种纹样是舜王族的标志。

    文献记录舜统治时期有井、仓廪、牛羊与宫室等，而这些在陶寺遗址中都有考古发现。《舜典》里也提到了度量衡制度，而根据我的研究，陶寺的长度基元一肘尺，相当于今天的25厘米，大约相当于汉族男性尺骨的平均长度。文献记载尧舜的时候已经有了八音，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等。而在陶寺出土的乐器，包括了陶鼓（土类）、鼍鼓（革类）、石磬（石类）、红铜铜铃（金类）、木柷（木类）等。

    综上考古发现以及文献记载，我们认为，陶寺时代已经有了地中的观念，而且当时的陶寺文化已经形成了一个国家形态，同时陶寺遗址又是一个国家的都城，并且很可能是传说中的尧舜之都，由陶寺标志的邦国出现，是中国文明核心开始形成的一个门槛。从这个角度来说，陶寺可以称之为尧舜的最早“中国”。

    （本版演讲资料及图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