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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26日 星期四

    成都发现先秦时期聚落遗址

    为研究古蜀文化提供重要材料

    作者:本报记者 周洪双 本报通讯员 陈晨 《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26日 10版)

        出土的青铜敦。资料图片

        发掘现场航拍图。资料图片

        8月25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发布,在成都市郫都区犀浦街道发现一处周代遗址——犀园村遗址。该遗址是成都平原少有的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连续发展的遗址,其春秋时期的墓地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的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墓地,层位关系清楚,可以作为成都平原春秋墓葬考古的标尺。

        犀园村遗址的发现,对于成都平原周代文化细化时间维度、复原历史文化面貌、重现社会组织形式、揭示丧葬习俗等,具有重要意义,是了解与研究古蜀文化不可多得的材料。

    发现春秋时期大型公共墓地

        2020年10月,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会同郫都区文物保护所,对犀方路小学项目地块进行文物勘探时,在项目红线内发现一处先秦时期的聚落遗址。

        经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批准,2021年3月至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详勘和抢救性发掘,证实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的遗址。

        发掘现场负责人熊谯乔介绍,此次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丰富的遗迹现象,出土了大量的遗物,共清理出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墓葬80余座、房址10余座、灰坑60余个、灰沟3条、窑1座、灶1座,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石器、陶器等遗物,青铜器主要有剑、带钩、印章、敦等,其中柳叶形剑、印章等都是典型的蜀文化器物。

        “从遗迹和遗物来看,该遗址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熊谯乔认为,第一阶段是西周中晚期,该阶段的遗迹为大量的房址、灰坑、窑址、灶等生活类遗迹以及少量的墓葬,遗物主要为罐、瓮、盆等生活类陶器,说明该遗址在这一阶段是作为居住址使用;第二阶段为春秋时期,该阶段的遗迹为大量的墓葬以及少量的灰坑、灰沟等,遗物主要是随葬用的青铜剑、磨石以及陶罐等,说明该阶段主要是作为墓地使用。

        本次发掘还积极开展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等多项科技考古工作,获取了大量动植物遗存。

    发掘多座西周建筑基址

        西周时期的建筑遗存是本次发掘的重大发现,主要分为基槽式建筑和柱洞式建筑两种。在发掘区内发现可合围建筑多达15座,同时还发现一些柱洞内埋藏了钻孔的卜甲,基槽内放置了完整的陶罐。

        “大规模的建筑群和特殊的奠基行为,表明该聚落等级不低,应是一处中心性聚落址。”熊谯乔介绍,根据遗留下来的残垣断壁,可以想见聚落鳞次栉比、人声鼎沸的盛况。

        据介绍,到了春秋时期,该遗址主要作为公共墓地使用。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柳叶形剑,体现了古蜀亦农亦兵的社会组织形式。柳叶形剑器形小巧、造型古朴,是最具蜀地特色的武器。而敦一般被认为是楚文化的典型器物,此次在成都平原的东周墓葬中也有发现,这体现了蜀国与楚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陶器是考古发掘中最常见的遗物,具有数量大、演变快、文化间差异大的特征,对于考古学分期断代和文化间比较具有重要意义。在成都平原以往发现的先秦遗址中,春秋时期的遗址比较少,出土陶器也不甚丰富。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可复原的陶器,有罐、盏、豆、器盖等,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质和时代特征,填补了成都平原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空白。

        这批东周墓葬还普遍存在随葬鹿骨的现象。犀园村各墓无论大小,都有随葬鹿骨的葬俗,随葬部位主要是肢骨,另有少量的下颌骨和脊椎骨。各墓随葬鹿骨数量多寡不一,多者10余件,寡者仅1件。

        “鹿在古蜀社会中具有财富象征和祭祀的意义,在成都平原,将鹿用于祭祀的现象早有渊源,在金沙遗址祭祀区就发现过大量鹿角。”熊谯乔说,随葬动物与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大量鹿骨的发现,反映了当时狩猎业发达,表现出狩猎在古蜀人的生产和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可作成都平原春秋墓葬的标尺

        “该遗址的主体年代为周代,是成都平原少有的跨越西周、东周的先秦遗址。”熊谯乔说,从目前抢救性发掘的成果看,该遗址是成都平原一处非常重要的先秦时期遗址。

        此前,成都平原发掘过上千座东周墓葬,但绝大多数是战国墓葬,可明确断定为春秋墓葬的更是屈指可数。

        让考古学家欣喜不已的是,此次发现了80余座春秋时期墓葬,层位关系清楚,出土遗物丰富,可以作为成都平原春秋墓葬的考古标尺,对于研究春秋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熊谯乔介绍:“该墓地排列有序,朝向统一,显然经过精心规划,表明该区域是一处重要的公共墓地,对于深入研究成都平原古蜀先民的丧葬习俗、礼仪制度等具有重要意义。”

        该聚落在西周时期为居住址,东周时期为墓地,这种历时性的变化,正是探讨聚落变迁及其背后动因的绝佳材料,对于分析和研究古蜀聚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范本。

        据推测,犀园村遗址处在以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等为代表的早期蜀文化向以商业街船棺葬、新都马家木椁墓、双元村墓地等为代表的晚期蜀文化过渡的关键节点上。西周、春秋二叠层的发现意义重大,为建构和完善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提供了重要材料,有助于深入探讨十二桥文化、新一村文化间的演变关系。

        “由于目前整理工作仍然在紧张进行中,当前的认识仅是初步的,随着后续发掘与整理,我们相信将不断取得新的发现与更深入的认识。”熊谯乔说。

        (本报记者 周洪双 本报通讯员 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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