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能清晰地感受到一部浓缩的科技强国史：嫦娥五号探测器着陆器、“墨子号”量子卫星、C919大飞机……一件件复原模型和实物展品，彰显着中国科技创新的高峰。
而这一切的底蕴，可以追溯到“两弹一星”这一彪炳史册的成就。
展厅中播放的珍贵历史影像资料，重温着曾经的激情，也将我们带回那段峥嵘岁月——
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的旋律响彻太空。
研制“两弹一星”，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是中国科技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创造的伟业。“两弹一星”的成功，让新中国在列强环伺中站稳脚跟，为新中国科技体制的建立和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奠基性贡献，更激荡起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着全国人民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
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形成的“两弹一星”精神更是影响深远——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这24个字，是“两弹一星”参研者创造的伟大精神财富，更是一代中国科技工作者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如今，“两弹一星”精神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和塑造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1.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1999年9月18日，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一场庄严而盛大的活动在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为钱学森、于敏、彭桓武、王大珩等23位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直到此时，他们中的很多人，才为大众所知。
翻看他们的故事，总让人心情激荡、泪难自禁。
“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曾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力学家之一，1946年就成为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三位主持人之一。这样一位已经获得国际学术声誉的科学家，却在1956年毅然放弃在国外已经取得的一切，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怀抱。
熟悉郭永怀的人都认为，他的选择并不让人意外。在美国留学、工作期间，他始终不愿意加入美国国籍。在美国政府的一张调查表中，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到美国来？”郭永怀这样回答：“到美国来，是为了有一天能回去报效祖国。”
回到北京后，领导问郭永怀：“有什么要求和想法？”他这样回答：“我只想尽快投入工作。”从此，郭永怀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在科技战场上，他的功业永载史册——在中国原子弹、氢弹和卫星的研制工作中，郭永怀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1968年10月，就在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发射之前，郭永怀从青海乘飞机返回北京。飞机降落前突然失去平衡坠毁，继而起火。扑灭大火之后，人们在飞机残骸中发现两具抱在一起的遗骸，经过辨认，是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人们费力地分开两具遗骸，中间是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里面是研制导弹的机密资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郭永怀选择用血肉之躯，保护得来不易的研究数据。
然而，郭永怀牺牲几十年后，他的事迹才为人们所知。
刚刚去世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郑哲敏院士曾与郭永怀共事。他在《郭永怀传》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他要把自己全部的身心献于祖国，他不论什么事，只要祖国需要，便全心全意地去做好；他把自己当作铺路石子，以培养下一代作为自己的使命。国家的前途就是他自己的前途，别无他求。”
郭永怀是“两弹一星”参研者的典型代表。钱学森、赵九章、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钱三强……以及无数把青春挥洒在大漠戈壁的科研工作者们，他们的经历或许不像郭永怀那样悲壮，但他们与郭永怀一样，把国家融入血脉，成为个人的自觉选择，不求闻达、不计报酬、不讲条件，把国家和人民的需求作为个人追求的第一目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几十年来，我国千百万科技工作者在各自的岗位上，学习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南仁东，中国“天眼”的首席科学家，人生只为一事来，终让我国在射电天文领域拥有了傲视全球的大国重器；赵振东，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新冠疫情来袭时，被任命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技术组组长，他连续工作200多天，带领团队为疫苗研发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53岁……是他们，让我们迈向世界科技强国的脚步更加坚实，让我们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更加有底气！
没有目标的奋斗容易陷入虚无，坚定的信仰和信念才能让我们坚韧不拔。新时代，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科技创新的作用更加凸显，就更需要科技工作者继承发扬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位于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后山，在中科院怀柔火箭试验基地原址上改建而成。中国科学院大学硕博连读生徐欣是纪念馆的志愿讲解员，他说：“‘两弹一星’精神和科学家精神的底色，是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这段独特的讲解经历，让我在结束集中教学阶段学习回到实验室进行科研训练时，能够坦然地面对在科研中遇到的困难和瓶颈，并努力去克服它们，最终实现学业和科研的目标。”
时代在变，但中国科技工作者爱国的底色从未褪去，奉献的情怀从未更改。“两弹一星”精神的光芒，始终闪耀。
2.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就建在这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诞生于此。如今，在221基地旧址上，原子城纪念馆和纪念碑静静矗立。每年，总有数万参观者来这里“朝圣”，对着那些黑白照片、背包、帐篷、手摇计算机……回溯时光河流，重温那段历史。
这里海拔高，缺氧是常态，一年中有近半年时间处于寒冷状态，风沙还大，自然条件恶劣是很多人对这里的第一印象。一开始，这里没有任何基础设施，大家工作、生活都在帐篷里。
化名为“王京”的王淦昌，在这里工作了17年。这位优秀的核物理学家，曾作为中国代表任苏联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长，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世界第一个反西格马负超子。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王淦昌临危受命，回国参加原子弹研究。
在王淦昌的回忆中，从来没有对环境的抱怨，只有紧张和充实——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研究中，只怕做得不够快、不够好。他与年轻人一样，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对每项技术、每个数据都一丝不苟。
不抱怨、不等待，所有的人都各司其职，想尽办法做研究。“两弹一星”元勋于敏曾回忆，原子弹、氢弹的理论研究需要大量计算，但当时国内只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他领导的工作组里就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算，用纸、笔和最简陋的工具算出了最优秀的结果。
不仅在221基地，在被称为“中国浓缩铀工业摇篮”的504厂、我国首个核工业综合性科研生产基地404厂……科研工作者们用青春甚至生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创造了“两弹一星”的奇迹。
如今，我国科研经费大幅增长。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0年，中央财政科学技术支出达到2.3万亿元。科研条件和科研环境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工作者的待遇也有了极大提高。
如今，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层出不穷。“海斗一号”探秘万米深海；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开通；新冠疫情来袭时，我们成功分离出世界上首个新冠病毒毒株，完成病毒基因组测序，自主研发应用多款疫苗；此刻，三位中国航天员正在中国自己的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忙碌工作……
同时，应该看到，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特别是在若干关键技术和核心领域，我们距离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大距离。而历史经验一再告诫我们，关键和核心科技是等不来、要不来的，只有靠自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我们必须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广大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的传统不能丢，自力更生的志气不能忘，仍然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到刀刃上”，尽快做出更多重要的原创性成果，把核心科技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只有这样才能尽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3.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团结、协同，是“两弹一星”事业鲜明的时代特征。短短十余年时间，“两弹一星”从构想变成现实，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科技高峰征途中创造的壮举，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没有队伍，拉起一支队伍。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在党中央统一部署、统一领导下，全国先后有26个部（院）、20多个省区市，包括10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抽调精兵强将参与“两弹一星”研制，集中攻关。
原子弹研制中的“九次计算”“草原大会战”，氢弹原理突破中的“群众大讨论”“上海百日攻坚战”等，都是集体攻关、团结协作的结果。正是靠着强有力的组织系统，东方红一号发射时，动用了当时全国近60%的通信线路，从试验场区到各个观察测控站，仅守卫通信线路的群众就多达60万人。
1982年，《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由于对署名作者的人数限制，获奖人名单只列出了9位科研集体的代表人物。彭桓武作为当年分管核武器理论研究的领导者，位列第一。按照规定，这项奖章应该授予排名第一的获奖者。
彭桓武却坚决拒绝将奖章归于个人，提议由单位保存，献给为核武器事业贡献过力量的每一个人，并提笔写下14个字：“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多年以后，回顾“两弹一星”事业，钱学森特别强调科研工作的计划性和组织管理，认为要“培养造就一大批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还要培养造就一大批科学技术工作的组织家”。钱学森一贯反对别人称他为“之父”，在1992年10月19日的一封信中，他直言，“称我为‘导弹之父’是不科学的，不能用”，“因为导弹卫星工作是‘大科学’，是千百万人大力协同才搞得出来，只算科技负责人就有几百，哪有什么‘之父’？”
“科学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事业。”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更决定了，从事科学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学科、多工种的通力合作，离不开组织严密、科学的分工配合。今天，大力协作、万众一心的精神，同样体现在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的征程上。
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92年9月21日立项至今，神舟系列飞船、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攻坚克难，逐一攻克载人航天各项关键技术，终于迈入空间站时代。
作为当今世界高新技术最密集、最尖端、最具标志性的宏大工程，载人航天涉及的领域可谓包罗万象：航天、航空、电子、机械、化工、生物等。没有团结协作的意识，庞大的工程根本无法运转。据统计，在载人航天工程中，直接参与其中的研究所、单位多达上百家，配合单位多达上千家，涉及数十万科研工作者。“实施载人航天这样宏大的工程，没有党中央集中统揽，没有全国大协作，是不可想象的。”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建平曾表示。
改革开放以来，科技领域“863计划”“973计划”等相继实施。这些计划遴选的科技项目，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工程技术，都经过充分考量与讨论，旨在找准关键的科技问题，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协同攻关，并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实现科技的全面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曾这样评价“863计划”：“传承了‘两弹一星’的成功之道，以实现国家目标作为共同的精神支柱；全国一盘棋，建设‘国家队’，大力协同；学术民主、建设纠错机制，理论与实验相结合，重视基础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
可以说，“两弹一星”不仅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留给我们协同创新的优良传统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法宝。
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C919首飞成功、复兴号高铁投入运营、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磁约束核聚变、散裂中子源等设施建设取得突破，量子信息、铁基超导、干细胞、合成生物学等方面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近年来，我国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大批全球领先的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十四五”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更加需要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协同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依靠这一法宝，今天我们推进科技创新跨越也要依靠这一法宝，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
今天，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两弹一星”精神将继续激励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在自主创新的事业中大有作为！他们也必将在新的实践中为“两弹一星”精神注入更多时代元素，丰富“两弹一星”精神的内涵，创造出不逊于“两弹一星”的新伟业！
（本报记者 齐芳 颜维琦）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