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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23日 星期一

    唐代“书手”:盛世时代的记录者

    作者:张安福 《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23日 15版)

        《唐代书手研究》周侃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有着悠久的书写历史,在印刷不发达、无法大规模机械复制的古代,书写、抄写工作成为传承文明、记录时代的重要职业。而“书手”,作为担任书写、抄写工作的专职人员,其群体也逐渐趋于定型。目前所能见到的早期书写文本当是出土于敦煌和罗布泊的纸质文书,如斯坦因发现的粟特人文书、日本大谷探险队发现的“李柏文书”等,都是魏晋时期的作品,从这些出土文书中,不仅可以看出当时书法的变化,也可以初步看出古代书手工作的端倪。而真正将书手作为一门职业定型并记录下来,在宋元之际较多,如《辍耕录》中写道:“世称乡胥为书手。”

        “书手”这一职业和群体的存在,为我们记录下了唐代的盛世局面,也可以窥见大量社会基层民众的生活场景。我们可以从多学科对其进行研究,如书法形式、艺术体现、社会表达方式等。遗憾的是,学界的唐代研究成果较少涉及这一领域,所以,即使现在治唐史的学者,也有很多人对此感到陌生。近期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侃博士的《唐代书手研究》一书,为学界展示了中国古代尤其是唐代书手研究的成果。该成果以大量的敦煌文书和唐代墓志为基础材料,以书手的身份、职能为切入点,分别对唐代书手的身份职业、士履与生活、教育与艺术三个主题进行了研究,厘清了唐代书手的多重身份和职场的社会变迁轨迹,并考补了六位书手的墓志及其社会生平,从地域空间、时代互动等方面探讨了书手的个体技能和整体职业素养、师承关系与时代书风等,解决了唐代书手的身份构成、工作场域、经济生活等问题。

        从唐代墓志书写来研究书手的书法是该著述的重点内容,借助于出土文书、墓志、碑刻等文献,更能精确地再现书手的工作职能和艺术水平。同时,作者认为唐代书手对于唐代图书缮写与传播、文献校勘、书法史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作用。这些认识非常到位,我们认为,这些书手不仅是庙堂之上的国事记录者,也是江湖边缘的社会书写者,他们记录着时代,刻画着历史。

        《唐代书手研究》作为研究唐代书手的拓荒之作,正如该著作前言中傅永聚先生所言,该书“首次全面呈现了唐代无数不知名书手的生存状态和书法风貌,包括给‘书手’这一名词合适的界定,并具体指出其涵盖范围,有利于全面总结唐代书写者与书法和文化的关系,为全面研究唐代书法与社会的互动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野”,同时指出,该作者之所以具备跨学科的研究能力,与其自身有着史学学习经历、书法专业学习经历有关,尤其与跟从欧阳中石先生、刘守安先生等书法大家学习熏陶密切相关。

        当然,任何一本著述,都有其研究提升的空间,该著述也存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即对西域文献尤其是出土文献的使用不够系统和全面。实际上,在西域出土且与书手相关的资料非常丰富,包括汉简书写、魏晋时期的简纸并用,至晋唐时期的纸质文书等,都有相应的作品,而且出土墓志、砖志数量繁多,体现了书法的原生态、连续性的特点。如果该著作再版和继续研究,可以对其进行丰富补充。

        (作者:张安福,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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