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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要把最好的年华献给祖国”，37岁那年，她毅然决然投入祖国的怀抱；
“我的目标就是彻底战胜麻风病”，她用脚步丈量着云南防治麻风病战线的长度，不断破解麻风病防治的关键难题；
“我要争取奉献到一百岁”，95岁时，她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如今百岁的她，仍奋战在麻风病防治的第一线。
她就是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桓英。
从国人眼中的“战‘麻’斗士”到麻风病患者口中的“李妈妈”，李桓英医者仁心的精神坐标愈发闪亮。
“如果我能活到100岁，还有5%的人生可以成为一名光荣在党的人”
“这一年来，我丝毫没有松懈，而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诚恳地向组织提出转正申请，请党组织审查。”
2017年12月26日下午，96岁高龄的李桓英教授戴上大红色的围巾。在党支部党员大会上如期转正，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回国不后悔，干麻风病防治工作不后悔……我想把有限的日子，投入到无限的工作中去。”老人一字一句地认真向党组织汇报着预备期的心声。声音中饱含岁月打磨过的笃定，颈间的红围巾和党旗相互映衬，鲜艳无比。
预备期这一年里，李桓英仍奋斗在一线。2017年年初，她悄悄打包，准备再次出发前往云南。她心里牵挂着那些治愈的麻风病人，更惦记着尚未破解的麻风病发病机制。“我身体没问题，就是去看看病人的病情有没有复发，他们的亲属有没有潜在感染。”
一如她2016年对着党旗承诺：“如果我能活到100岁，还有5%的人生可以成为一名光荣在党的人，更加坚定跟党走，为医学事业继续奋斗！”
1921年出生于北京的李桓英，曾于1946年留学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后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后的第一批官员，她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7年，被派往亚洲、美洲的许多国家，为防治性病等疾病在贫穷落后地区的蔓延做出了努力。
1957年，在李桓英为世界卫生组织工作7年期满时，世界卫生组织主动提出与她续签合同，期约5年，她婉言谢绝，瞒着家人，只身一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了祖国。
时年37岁的她，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开展“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麻风抗原检测”等。
当时实验室设备简陋，李桓英用土法自力更生制作的麻风菌脂质抗原(PGL)提取成功。她和同事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至今，李桓英左右手臂上还留有清晰可见的疤痕。
1970年，李桓英来到江苏省的一个麻风村考察，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麻风病人。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侵犯皮肤和周围神经，历来是备受歧视的、致残的“不治之症”。
当时由于没有治疗麻风病的有效药物，最人道的处理，是把他们赶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让其自生自灭。这一幕刺痛了李桓英：“我当初回国就是为了帮助祖国的同胞！”
李桓英决定，攻克麻风病。
1978年，李桓英调到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此，57岁的她将全部精力奉献给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她将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服药24个月就停药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解决了麻风病的治疗难题，为数以万计的麻风病人解除了疾苦。
1996年，李桓英又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
“很多人问过我，当初已经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为何选择回国？我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因为我是中国人，不能忘本。”
李桓英说：“回国，我就一个目的，把我学到的东西用到生我养我的地方，不愧是个中国人。”
“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你是做得最好的！”
1979年春天，李桓英第一次前往云南西双版纳考察麻风病情，那时的西双版纳3个县，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麻风寨。过去，由于缺乏特效药物，以及社会对麻风病的恐惧、歧视和偏见，麻风病人忍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麻风病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歧视！”为了拉近与麻风患者的感情，李桓英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衣服和面具，走家串户给病人做检查，甚至与病人见面时总是握手拥抱拍肩膀。
由于长期的疾病折磨和远离人群，寨子里的人们对治疗既缺乏信心，又难以适应按时按量服药的治疗要求，有的病人甚至自暴自弃，把送来的药丢进水塘里。
李桓英听闻，十分着急，亲自上门送药，口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扬头就喝，饭捧起就吃。时间一长，寨子里的村民都传：“村寨来了个女医生，不怕麻风！”
“我们做医生的是没有恐惧的，我走遍世界，恐惧对我不是个事儿。我甚至巴不得自己被传染上——让你们亲眼看看我能治好它！”
李桓英还会教麻风病人穿鞋。“早晨和晚上，你们要这样。”手一下子伸进病人刚脱下来的脏鞋，“摸摸有没有砂子和钉子，再穿上”。麻风病人手脚是麻木的，甚至，端滚烫的火盆都感觉不出烫手。李桓英不怕脏，就是为了教给他们防止皮肤破损溃烂的自我防护方法。
她用自己的行动来消除大家对麻风病的歧视，不断向人们证明：麻风病是可治之症，麻风病人并不可怕。
为了我国麻风病防治事业，高龄的李桓英长期奔波在云、贵、川贫困边远地区，7个地州、59个县，几乎每一个村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在她的努力下，云南省勐腊县的麻风病患者被全部治愈，1990年的泼水节，他们摘掉了麻风寨的帽子，作为一个行政村，被正式划入勐仑镇，李桓英为它取名为“曼南醒”，意思为“新生的山寨”。这一天，李桓英和人们一块儿跳起了傣族舞蹈。
1998年，李桓英在第十五届国际麻风会议上作了《在云南实施麻风病防治特别行动计划的报告》，报告结束后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诺丁博士紧紧握着李桓英的手说：“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你是做得最好的！”
“治愈患者带来的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
“治愈患者带来的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李桓英对患者的关心不仅仅体现在治好他们的病痛，更如同亲人一般，时刻给予他们温暖，为他们寻求最佳的治疗方案。
1993年年底，云南省文山县有一位女生在临近高考前不到半年，被诊断患了麻风病，李桓英得知情况后非常着急，赶去为她仔细检查：“现在得了麻风，就像得了一块皮肤癣，只要联合化疗一周就失去传染性，你可以边学习，边治疗，最多两年就能治好，放心吧。”
李桓英还鼓励她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不能自暴自弃。因联合化疗中有一种药物会造成皮肤染色，李桓英又与当地医生一起，为这位女学生设计专门的治疗方案，并请当地的医生一定要保证她的治疗，不要影响学习。过后，李桓英仍然惦念着这位女学生，曾多次打电话、写信询问她的情况。后来，这位女学生真的考上了大学，并在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
麻风病是一个“穷”病，大多数麻风病患者的家境都不是很好，李桓英像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给予他们关怀和体贴。
2007年3月，热研所麻风室接诊了一位24岁麻风患者小马，小马生长在一个麻风病高发家庭，家里有5人患麻风病。李桓英无条件接收了这一家5位患者来京免费治疗。经过两年的治疗，他们的麻风病已基本治愈。一次复诊中，李桓英教授看到小马的手已破溃感染，并得知他一家租住在平房，生活十分拮据。“患者这么年轻，一定要为他的将来着想。”她既着急又心疼，立即拿出随身携带的1000元钱给了他们。
有条件干，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干。行医70余年，这就是李桓英的行事风格。
在深入麻风病区的途中，由于山高路险，道路崎岖，她曾经4次遇险，2次翻车，2次翻船。
她遭遇过最严重的翻车是从翻滚的汽车前窗挡风玻璃甩出去10多米，躺在覆盖着厚厚白雪的山坡上昏了过去。连车带人滚下坡底的同志们从车中爬出来，大声呼喊她。她才反应过来连声呼喊：“我在这里！”但是她爬不起来，李桓英歪头一看，雪地上留下一大片殷红鲜血。这次车祸导致她两侧锁骨和3根肋骨骨折，头部外伤缝了7针。大家都劝她好好休养，她却缠着厚厚的绷带、打着石膏投入了新的工作。
2015年，已是94岁高龄的李桓英，不顾膝关节手术后的行走不便，再次来到云南。一进寨子，那些当年经她治愈的麻风病康复者就像见到了亲人，眼含激动的泪水，扑上来就喊：“李妈妈，您回来了！”他们的子孙听说李桓英回来的消息，也纷纷请假，从打工的城市赶回寨子，只为见上李桓英一面。在他们心中，李桓英就是改变她们命运的“贵人”。
（本报记者 崔兴毅 本报通讯员 彭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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