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口犹太人与近代早期的洲际交流互鉴

    海洋及其赖以依存的港口，不仅从事着货物、信息、物种的交换，更是不同文明、族群、宗教的交汇之所。特别是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逐渐连结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和互动共生的网络。在此过程中，散布在港口地区的“贸易流散社群”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近代早期贸易流散社群的重要代表，16至18世纪，港口犹太人在新旧大陆之间从事着多层次、多形式、大范围的洲际交流互鉴。从很大程度上讲，港口犹太人及其参与的洲际交流互鉴是一部由海洋联结的微型全球史。

联结不同帝国和文明的港口犹太人

    美洲的发现为犹太人提供了空前广阔的舞台，使之得以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资本主义和殖民扩张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分布在新旧大陆各大重要港口的犹太人通常被称为“港口犹太人”。港口犹太人活动的重要港口或岛屿有，欧洲地区（里斯本、塞维利亚、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汉堡、阿尔托纳等）；美洲地区（累西腓、库拉索、苏里南、圣尤斯特歇、新阿姆斯特丹、牙买加、巴巴多斯、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圣多明各等）；西非地区（菲斯、圣多美、佛得角、塞内加尔等）；亚洲南部和东部（霍尔木兹、孟买、果阿、马六甲、马尼拉、香港、上海等），这些港口城市几乎都是当时最具活力的国际经济中心。

    借助分布在各地的同胞，港口犹太人跨越宗教与民族的界限，在洲际之间开展交流活动，充当着不同民族之间“互相交流的媒介”。与近代早期的其他贸易流散社群（亚美尼亚人、胡格诺教徒、海外华人等）相比，港口犹太人的洲际交流活动形成了自身的独特特点：

    首先，分布地域空前广阔，成为联结不同帝国和文明的纽带。以大西洋为中心，港口犹太人的活动范围涵盖了近代早期七大最主要的海上强国——威尼斯、奥斯曼、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这些殖民强国之间通常壁垒森严，但港口犹太人突破了种种限制，穿梭在各大殖民强国及其殖民地之间，并成功地将它们联结起来。

    其次，以港口为依托主要从事海洋贸易，是当时国际贸易的重要引领者。港口犹太人具有鲜明的海洋特征，除从事传统的丝绸、黄金、珠宝贸易以外，主要从事殖民地贸易，包括奴隶、蔗糖、烟草、钻石、珊瑚、香料、兽皮、可可等。这些商品由港口犹太人从美洲等地运至里斯本、波尔图、马德拉、亚速尔等地，再进入欧洲各地的消费市场。港口犹太人所从事的海洋贸易，是大西洋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港口犹太人是新旧大陆之间贸易和物种交流的首倡者之一。犹太人是美洲的第一批商人，当地的许多制糖厂、种植园都由犹太人创办和经营。港口犹太人将蔗糖种植引入马德拉、亚速尔、佛得角群岛、圣多美与普林西普等大西洋岛屿，而后又将蔗糖种植引入南美洲，从而开启了作为大西洋经济三大支柱之一的蔗糖业。烟草、香草、钻石等洲际贸易类型的引入，也得益于港口犹太人。

港口犹太人成功参与洲际交流的“秘密”

    在没有国家载体为商业机构及其活动提供保障的情况下，穿梭在各大殖民帝国之间的港口犹太人积极开展洲际交流，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建立并维系跨地区的海洋贸易网络达三个世纪之久。港口犹太人成功参与洲际交流并发挥重要作用，主要得益于自身的诸多优势条件。

    首先，流散社群与生俱来的“跨界”特质。长期的流散生活使犹太人具备较强的社交能力与环境适应力，善于判断当地的行情，灵活周旋于不同群体之间，充当着本地与外部进行商业交往的中介。

    其次，港口犹太人具备突出的语言才能。殖民扩张初期，西方殖民者对美洲以及东方的了解十分有限，亟须探知外部世界的情况。犹太人具有出色的语言能力，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较为广泛，得以从事翻译、顾问和航海向导等职业，正好满足殖民者的需求。

    再次，港口犹太人建立的跨地区网络，是其成功参与洲际交流的关键机制。近代早期散居在大西洋两岸的犹太人虽然数量并不多，但他们通过家族网络以及在各地的代理人、经纪人，在主要港口建立贸易据点。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写道：“他们（犹太人）建立了世界上最主要的商业网络，因为他们遍布全球，在落后地区或者不发达地区充当手工业者、店主或者当铺老板。在主要城市里，他们参与促进这些城市的经济的勃兴和商业的繁荣。”

近代早期犹太思想与欧洲思想的双向互动

    从人口构成上看，活跃在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等各大海域的港口犹太人，多源自伊比利亚半岛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及其后裔。在1492年西班牙大驱逐的过程中，大批塞法尔迪犹太人进行了空前的人口流动，大部分前往地中海、美洲、西北欧地区，另有一部分进入北非、印度洋等地区。通过频繁的人口迁移，这些散布在各大海域的港口犹太人，不仅参与了洲际经济交流，而且推动了近代早期犹太思想与欧洲思想的双向互动，成为研究近代早期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重要案例。

    一方面，港口犹太人的出现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活动，得益于近代早期欧洲的特殊环境。地理大发现后，许多欧洲国家高度重视对外贸易和国际联系，积极招徕从事海外贸易的犹太人前来定居，使犹太人的商业才能得以充分施展。在欧洲统治者看来，拥有雄厚资本实力以及广泛经济联系的犹太人是一股不容忽视的经济力量。在与欧洲人交往的过程中，港口犹太人汲取了欧洲文明的丰富滋养，促进了犹太社会的现代转型。

    另一方面，港口犹太人以其独特的国际视野和商业特征参与了近代欧洲思想的塑造，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成长。在大规模的跨地区流动和海洋扩张中，港口犹太人逐渐超越宗教的藩篱，转而追求现世的成功，由此产生了最早的怀疑主义思想，代表人物有17世纪中叶的世俗思想家乌里尔·达·科斯塔、胡安·德·普拉多和巴鲁赫·斯宾诺莎等，他们都是来自葡萄牙随后定居在荷兰的港口犹太人。尤其是被称为“第一个现代犹太人”的斯宾诺莎将怀疑主义精神推向顶点，强调历史的最高主宰是自然而非上帝，动摇了有神论的根基，推动了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想在欧洲社会的发展。此外，港口犹太人运用、改进和推广了一系列现代经营手段和信用工具（包括代理人制、合伙制、海上保险、汇票等），不仅使自身的经济联系变得积极有效，而且促进了国际贸易的便利化和标准化，助推了资本主义精神在欧洲的生长。

    总的来看，港口犹太人既是文明交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同时又是文明互鉴的实践者和受益者。重新审视港口犹太人及其参与的洲际交流活动，不仅有助于突破传统大西洋史和犹太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发掘边缘少数群体在大西洋世界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有助于理解犹太人与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之间的深刻联系和广泛互动，从而为考察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一种不同的历史视角。

    （作者：艾仁贵，系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