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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15日 星期日

    化直露为含蓄,避粗俗而典雅

    讨喜的谐音

    作者:尹洁 《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15日 05版)

        鱼戏莲叶间 林芳 绘

        喜鹊登梅报吉祥 彭建华 绘

        【语言论坛】

        出行扫码、返程上报已成为人们生活的日常。“吉祥码”“安康码”“京心相助”等防疫健康信息查询和报送平台已被大家熟知。“吉祥码”是吉林省健康码,“安康码”是安徽省健康码,“京心相助”是返京人员疫情防控报到平台。这些命名,都是利用语言的谐音,人为地加以创意而赋予新的寓意。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同音词,为什么单是汉语中的谐音会如此广泛地存在,从古至今一直受到青睐?可以说,这与汉语的特点以及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密切相关。

    语言崇拜

        语言具有依赖客观实际,并且称谓客观实际的特点。“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墨子·经说上》),“名者,实之宾也”(《庄子·逍遥游》)。因为有了语言,才让这个世界变得可以言说,可以把握,让浑沌的世界变得清晰和光明。古人认为,万事万物的命名来源于天地,所名之音虽不同,却能够通达上天的旨意,对世界具有全面的称谓和显现功能。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有言:“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

        既然语言能够参通天地,先民便对语言产生了一种神秘的畏惧与崇拜心理。他们相信语言具有超自然的威力,能够影响和改变自然、社会和人的命运。并且,他们还将语言的这种威力视同现实的效力,即语言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任何客观存在,而且作用于语言上的力量等同于作用于语言所称谓的客观存在。原始巫术中的咒语、姓名避讳等,都是古人语言崇拜的体现。特别是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人们对“利”或“害”表现出更强的敏感度,将指向“利”或“害”的语言符号等同于“利”“害”本身,即使是听感的相似对“利”“害”也同样可及。于是,人们借助于对语音的支配,达到操控语言所指称事物的目的,使人事活动朝着主观意愿的方向发展。

        民俗事象中的诸多谐音祈福或谐音禁忌,正是语言崇拜在文化生活中的留存。比如,倒贴“福”字,用同音的“倒”,从听觉感知上将“福到了”的美好期待加以外化。亲人间、爱人间吃梨忌分食,也是用语音禁忌体现人们在情感上对“分离”的规避。

    同声相应

        古人认为事物的“声”和“气”之间能产生相互感应和沟通,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周易·乾》)。同样的声音能产生共鸣,同样的气味会相互融合,基于这样的“相同”才能让不同的物象相通。而这样的沟通和交流又是自然而然、不期而遇的。随机性、偶然性、不可预测性同样是“同声相应”的题中应有之义。

        “同声”的“声”即声音,也可以指语音,即事物命名的各种语音形式。在跳跃的、发散性思维的促动下,同样的语音外壳可以包蕴不同的意义内核。然而在特定环境下,本音与谐音之间却建立起较为稳固的关系。比如,苹—平(平安幸福)、柿—事(事事如意)。在年画、剪纸、雕塑等艺术形式中,更将此展现得淋漓尽致。“鱼戏莲叶图”暗含“连年有余”,五只蝙蝠从天而降的图案象征“五福临门”,猴子骑马的雕塑寓意“马上封侯”,等等。

        从“同声相应”来说,只要音同音近,就能发生相互作用,就有互谐的可能。虽然声音的相同、相近是容易遵循的必要条件,但是谐音的两者之间那种隐微关系却是难以把握的。同音事物种类纷繁,汉语同音字词比比皆是,如何谐得巧妙,切合得自然,做到“物虽胡越,合则肝胆”,则需要智慧和体悟的参与。否则,如现在网络上时见的“谐音梗”,为谐音而生拉硬凑,除了一笑了然,并无意趣。

    神与物游

        汉语的基本音节结构不多,只有400个左右,加上四声的差别,也就1600多个,除去空缺,大概1300个可用音节。以有限的音节构成无限量的词语,势必会产生大量的同音词(或语素)。因此,如何利用同音生成谐音辞格,如何在谐音与本音之间形成人们心之所想与物象及其语音的融会贯通,达到心与物会、物与神游?除了人们在长期生活中的不断演绎,更与中华民族“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习惯联想、善于比附的思维习惯有关。

        谐音象征符号本身对人们的期愿并无直接的指向性,但是在语音关联之下,借助联想的加工,将语义跨度大的物象联系起来,创造出不少具有历史渊源或民族文化特色的语词、图画、意象、行为。比如,船家忌“住”,故将“箸”改为“筷”;广东人忌“折”喜“利”,故称“猪舌”为“猪脷”;剪纸、绘画中喜用喜鹊立在梅树上的图案,象征“喜上眉梢”;石榴因其多籽儿(多子)的特点,成为送给新婚夫妻的佳礼;正月初一人们上山捡柴,期盼着来年能“登高抱财”。

        不过,这些通过联想而产生的谐音,并非天马行空地随意关联,而需要建立在对物象全面细致的观察和认识的基础上,将形象的直觉、感观的经验和有意味的形式融合后,甄选得来,或者关联其外形,或者摄取其内涵,做到主客观相结合。

    文隐深蔚

        中华民族具有含蓄、内敛的审美追求,在文学艺术上也崇尚“文隐深蔚,余味曲包”(《文心雕龙·隐秀》)。人们会把想要表达的真正含义蕴含在语言深处,讲究言外之意,重在义生文外。汉语谐音艺术正好体现了这种含蓄、内敛的审美意趣。比如,诗词中以“晴”谐“情”,以“丝”谐“思”,以“莲”谐“怜”等。尤其是对“利”“害”“吉”“凶”等事关生存状态与未来发展的大事,更需谨言慎行。

        通过谐音,可以将看似无关的物象联系起来,间接、委婉地表达某种期愿,满足人们的交际或表达需要。比如传统婚礼中的红枣、花生、桂圆、莲子蕴含对新婚夫妇“早生贵子”的祝福;家长们为赴考学子准备糕点和粽子,取“糕”“粽”之音,祈“金榜高中”之愿;年节时打碎杯盘,一句“碎碎(岁岁)平安”可以化解不少尴尬与不安。

        可见,谐音不失为一种化直露为含蓄,避粗俗而成典雅的绝妙方式。所谐之音虚实相生,可以达到隐秀蕴藉、内外和谐的表意效果。不仅如此,所谐物象间的陌生感,更平添了几分幽默与谑趣。

        正如语言学家萨丕尔所说:“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的因素——语音的、节奏的、象征的、形态的,是不能和任何别的语言全部共有的。”汉语谐音文化,就是通过支配汉语字词的读音,进而支配它们所代表的事物,借由以实现心之所向。它将“声”与“形”、“声”与“心”巧妙地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别具特色的语言文化。

        (作者:尹洁,系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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